【抵制限塑为哪般】

　　唐·威廉斯自创网站“停止禁塑令”（stopthebagban.com）。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３年前通过了塑料袋禁令。“我当时想，这太过分了，”他说。于是他给别人发邮件，寻求对抵制禁塑令运动的支持，他说如今已有将近２００人加入他的阵营。

　　他之所以反对禁塑令，一部分因为他喜欢各种为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认为禁塑令体现了一种“蔑视普通百姓的典型精英主义态度”。在他看来，“普通百姓”希望使用免费的塑料袋。

　　“他们花在推动这类禁令出台上的钱，拿出一小部分，就能雇１０到２０个工人，每天负责上街捡五个塑料袋。”威廉斯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塑料袋污染环境问题。为宣扬他的观点，他还特地订购一批特制的塑料袋，一面印上“一个安全、清洁、方便的违禁塑料袋”字样，另一面印着“我选择塑料”。“我把它们带到食品杂货店，分发给排队结账的人。这真像黑市交易。他们东张西望一下，像在问别人：‘我们能被允许用这东西吗？’”

　　威廉斯的抵制运动完全是个人自发性质，更多抵制禁塑令的组织，如“把禁令放进袋子”、“美国进步塑料袋联盟”等，幕后多多少少都有塑料袋制造企业的赞助。应对关于禁塑的讨论，这些企业当然也没闲着。像“美国化学协会”这样的游说团体，不仅宣传广告做的足，还积极打官司、资助抵制禁塑令的公投、赞助旨在推翻已有地方性禁塑令的请愿行动。

　　这一方宣传的主要论点是：一次性塑料袋比纸袋更环保，因为后者更重、生产运输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在垃圾掩埋场中占据更多空间；可重复利用的布袋等，则不安全也“不爱国”，因为可能滋生细菌，而且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生产，有损本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另外，对塑料袋强制性征收任何额外费用，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２０１０年出台的每个袋加收５美分政策，最终受损的是穷人。他们还宣称，理论上，塑料袋完全可以循环利用。

　　在反方听起来，这些论据完全站不住脚。比如，纸袋虽然消耗木材，却远比塑料袋容易降解，后者完全自然降解需要１０００年之久。至于“理论上可回收利用”，至少在美国大城市代表纽约，现有的便利回收系统仍无法处理塑料薄膜，商店的塑料袋回收项目也运行得不太成功。即使按照塑料袋制造行业的乐观估计，也仅有１５％的塑料袋被回收利用，而环保组织的估计，这个比例则低于５％。

　　“美国进步塑料袋联盟”主席马克·丹尼尔斯也是世界塑料袋制造龙头企业Novelex的一名高管。他认为，环保主义者们“绑架”了塑料袋议题，夸大了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他还强调，Novolex最近花了３０００万美元，在印第安纳州盖了家新工厂，专门用于回收利用塑料袋，另外还向沃尔玛等超市赠送教育光碟，呼吁装袋时“６个一装”而非“４个一装”，以节省塑料袋的使用。

　　【全禁难，先收费？】

　　纽约市卫生专员凯瑟琳·加西亚说，要减少塑料袋使用，需要“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指加大宣传攻势，包括和市政厅合作，向市民们发放印有纽约市绿色运动吉祥物“小鸟博蒂”的环保袋。“偶尔，要让每个人开始改变，我们需要点别的东西，”她说。纽约市每年花费１０００万美元处理市民丢弃的一次性包装袋，包括纸袋和塑料袋，而雇清洁工捡拾街上废弃包装袋的费用远不止于此。

　　向来以革新意识为傲的纽约市，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于其他城市和国家。早在２００８年，中国就禁止所有商品零售场所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同一年，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提出，每个食品专用塑料袋加收６美分的建议，结果不了了之。目前，纽约市议会有几名议员在推动“每袋收费１０美分”的政策建议，但要落实到立法还有不少路要走。

　　珍妮·罗默是一名来自加州的律师，曾积极推动旧金山出台限塑令，因此成了美国知名的“限塑令专家”。三年前罗默搬到纽约，希望为这个城市的限塑运动做贡献。她赞成加收１０美分的方案。“如果全面禁止，传达的信息是‘你再也不能拥有这样东西’。但如果是收费，消费者可以做一个选择，‘花这个钱去买这个袋子值得吗？’”

　　自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每个塑料袋加收１５欧分，爱尔兰的塑料袋使用量下降了９４％。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分析说，“收费”效果如此卓著的部分原因，是“塑料袋变成一个社会舆论上难以接受的东西，就像穿裘皮大衣或遛狗时不收拾干净狗的排泄物一样”。

　　如果纽约人现在就下定决心，也许十年后，禁塑令也许就像今天的禁烟令一样理所当然。（沈敏）（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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