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七成以上，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然而，随着经济增长的扶贫效应日益下降，剩余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更为分散，传统以地区基础的扶贫瞄准机制成效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使得我们进一步削减贫困的努力面临重大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第八次“千村调查”表明，农村家庭的贫困与教育水平高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全面推行9年义务教育制度。2006年的义务教育改革，又针对农村地区推行“两免一补”政策，取消农村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并为贫困在校生提供生活补助，以此来促进小学和初中教育普及。按理说，免费义务教育能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消除学龄儿童辍学失学现象。然而，调查中发现，农村的教育水平仍不容乐观。有83%贫困家庭成年人所受教育年限不到9年，接近一半的贫困家庭成员最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农村贫困家庭的教育水平，已成为制约我国各项扶贫措施产生积极效果的瓶颈。

　　教育隐形成本上升

　　近年来，我国高中毛入学率超过80%，但农村居民能够接受高中或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口比例明显偏低。此次“千村调查”共走访农户2万余户，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31个地级市、719个县和1179个行政村。调查中，有13365个农村家庭提供了教育水平的信息。具体数据和分析如下：

　　越是贫困的家庭，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低。调查显示，农民的受教育情况与家庭的经济状况有密切联系。在农村贫困家庭中，约80%的农户，其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为初中甚至更低。特别是在特困户中，约50%的家庭所有成员只是刚刚读完甚至没有读完小学。在所有贫困家庭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成员比例只有16.5%。而脱离贫困的家庭，高中以上的占比超过35%。

　　学校合并现象突出，农村教育隐形成本上升。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有效减少了农村家庭的支出负担。但在贫困学生的食宿补贴方面，各地存在标准不一的情况，且受制于县一级政府的财力。此外，在校学习还需要承担其他直接成本，如练习本和纸张、计算机、电话费、交通费等。

　　调查还发现，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许多农村的中小学学生人数减少，学校合并现象十分突出，单位成本高的学校被关闭，教师和学生被转移到规模更大的学校。学校集中化的政策，不仅影响到农村学校的数量和质量，还增加了学生就读的成本，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都较以前大幅提高。如果学校离家里距离较远，学生就必须住校，或者家长租房子陪读，这进一步增加了农村教育的成本。

　　高中阶段的教育成本，制约了农户对基础教育的参与程度。当农村孩子的年龄大到足以作为劳动力来使用时，在校读书的机会成本就会上升。即便有免费提供教育的扶持措施，贫困家庭往往迫于当前生计，也会不鼓励甚至放弃对子女未来教育的投入。

　　根据本次调查的数据，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认为日常消费是家庭最大开支的家庭比例从52%下降为37%，同时教育支出占比逐步上升。特别是到高中阶段，家庭教育开支明显上升。因此，农村高中教育的入学率大大低于初中，并且越是贫困家庭，入学率越低。同时，因为接受高中教育的结果无法保证，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家庭9年义务教育的参与率。

　　书读得越多，报酬越高

　　一、外出务工是农户脱贫的重要途径。

　　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我国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已发生很大改变，收入来源日益多样，非农收入占比逐步上升。调查发现，农户的收入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中，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有较大差异。非农收入成为影响农户富裕程度的主要因素，完全脱贫家庭的人均收入最高，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不及其总收入的30%；而特困户的收入中，有61%来自农业生产。

　　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收入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农耕不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养殖、经商和农村服务业的收入有更高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在本次调查中，对于脱贫户来说，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占比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户，这说明外出务工是农户脱贫的一个重要途径。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旦缺乏务工机会，此类农户返贫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大。

　　二、非农收入高低取决于受教育水平，而非劳动力数量。

　　农村贫困家庭的主要资产，就是其自身拥有的劳动力。调查发现，农村贫困家庭的平均常住人口近6.6人，而脱贫家庭的平均常住人口为4.1人。贫困家庭的规模要大于非贫困家庭，且贫困家庭的青壮年劳动力所占比例略高。这说明，劳动力不足并不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

　　农村家庭收入差别的关键，来自于劳动报酬的不同。而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往往与劳动力已有的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调查表明，对农村贫困家庭来说，如果所有家庭成员都没有接受初中教育，则家庭非农收入占比低于30%；如果家庭成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则家庭非农收入占比会超过50%。这是因为接受过较多教育的农民，其视野和见识相对开阔，更容易从事农耕以外的经济活动，更容易获得外出务工的机会，更容易在劳务输出地找到长期的工作岗位，更容易在城镇化进程中获取更高收入，也就更容易使家庭摆脱贫困。

　　提高农村教育扶贫效果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改变传统以区域为主的瞄准机制，在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工作中，重点关注贫困农户教育水平，资金投向应以家庭瞄准甚至家庭成员（残疾人、学龄人口等）为主要方向，提高扶贫的效率。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建议：

　　建议一：延长教育时间，适时过渡到12年免费义务教育。要使农村贫困人口外出务工或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获得较高报酬，有必要加强对农村人口初中毕业后的教育。为此，可考虑率先在农村地区针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学生，免除其高中阶段学杂费，并适时过渡到在农村地区推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农村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和劳动报酬，阻隔贫困的代际传递，巩固扶贫成效。

　　建议二：强化实施普通高校农村贫困家庭招生专项计划。自2012年起，我国面向680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实施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2014年，这一计划扩大至5万名学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教育差别。但与全国招生规模相比，这一数额仍然显得微小。2015年，全国高考录取人数700万人，农村贫困家庭招生专项计划占比为0.7%，远低于2%的理想水平。

　　因此，一方面要力争“十三五”期间，让这一专项计划的受惠人数达到全国招生计划的2%；另一方面可将原来贫困地区的瞄准方法，改为精确瞄准至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家庭。通过专项计划的实施，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公平，在此基础上引导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健康发展。以此为前提，鼓励有条件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为家乡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建议三：加强教育扶贫贷款力度，扩大普惠金融范围。通过分析农户的贷款需求，我们发现，不同收入家庭的贷款用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收入越低，对助学贷款的需求就越明显。我国现有的教育资金支持体系具有“两高一低”的特征，即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大专以上教育阶段可走助学贷款之路。但在高中阶段，社会能够提供的财务支持十分有限。因此，建议将助学贷款向下扩展至高中阶段。至于教育扶贫贷款的偿还，可允许由获得贷款的学生毕业后再承担。（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