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人民币”，进入大上海—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
04/23
10:27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各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本来有可能统一起来。然而，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不得不继续分散发行。对稳定解放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生产、保证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踏着父辈的足迹走上革命道路
我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表兄董秋心一起，由父亲冯翼飞带领，参加了苏北地区新四军一师后勤部印钞工作。
父亲冯翼飞1943年参加新四军七师，在大江银行印钞厂印制“大江币”工作，后在江南银行印制“江南币”。1945年11月，北撤到苏北宝应，在华中印钞厂印制“华中币”。1947年初，在山东小诸葛庄印制“北海币”。1947年底随石楚玉厂长到苏北，在苏北印钞厂印制“华中币”。1950年返回上海，先在上海印钞四厂工作，后并到上海542厂（上海印钞厂）印制“人民币”，直到1960年。算起来我父亲年满60周岁退休（当时没有离休制度），他在印制人民的货币战线上工作了18年。
记得我们当时乘船离开上海，路过南通到达如皋。得知为了统一解放区货币，华东财办决定把原解放区的江淮、江南、大江、淮南、淮北等银行撤消，新成立华中银行。陈穆和徐雪寒任正副行长。银行下设印钞厂管理处，由老红军胡金魁任主任，分设三个印钞厂。
我们三人都分配到印钞三厂工作。因为表兄董秋心是胶印机高级技工专业人员，很受厂领导器重。厂领导有石楚玉、汪克之、顾玉华，他们都是老革命。在解放区没有剥削和压迫，体现了官兵人人平等。
到三厂后，不久在他们领导下就投入到印制各种票面的“华中币”，从10元、20元、100元、200元到1000元票面，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金融市场和军队发展建设的需要。
有一次，胶印机动力柴油机发生故障，不能印制“华中币”了。怎么办？我们几位老师傅都富有经验，又都是上海人，一商量知道可以用人工摇动大转盘带动小转盘，来推动胶印机转动。就组织职工加上当地农民群众共20多人，6个人一组来摇动，最终推动了胶印机转动起来。就是这样，我们用人力带动机器，继续印“华中币”，满足了解放区经济金融市场和新四军部队的需要。
二、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屡次搬迁撤离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疯狂向华东解放区进攻。我厂也接到了向北撤离命令。我们厂房周围都是河流，没有陆地公路，机器设备只能用船迁移。胶印机有一、二吨重，一只印刷滚筒重量有三、四百斤，当时没有机器运输的办法，只能用四人扛抬，我们年轻人都投入搬运，来完成撤离任务。
第一步撤离到盐城响水口，又建厂继续印制“华中币”，完成突击任务。大约个把月，敌人又进攻，我们工厂在离敌人进攻不到几里路的地方才停止生产。接着跟着部队，渡过黄河，撤离到山东鲁中南。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每天只吃两餐山芋，吃了两个月，终于度过了困难时期。
到了山东鲁中南小诸葛庄，我们又建厂印制“华中币”。建厂后，日日夜夜24小时印制货币，支援华东野战军前线需要。后来到了胶东，还印制过北海币。
1947年春莱芜战役，我厂又停产撤离。行军到孟良崮，等战役胜利，消灭了张灵甫的七十四师王牌军后，把印好的钞票交给部队，就北撤到胶东，在桃村，我们印钞厂和北海印钞厂合并，成为北海银行印钞厂。
三、中央筹划发行全国统一货币
1947年，形势开始好转。1948年初，中央就考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即人民币问题。这项重大的人民币印制任务就落在我们印钞厂。
首先是工厂制版部门如何设计出有工农图像的票面图案，局长杨秉超就交给了杨琦和瞿英两位制版师。他们商量好，杨琦当工人，瞿英当农民，化妆好，请画师画出图样，然后再制成版，经过审查后就开始印制票面。
1947年下半年，我们在胶东印钞队伍一分为二，大部分由杨秉超、冯锦章带领从胶东南下到胶济铁路线青州边诸城农村孔庄，建立北海印钞三厂。当时只有华中和北海两台胶印机，华东财办通过上海地下党又购买几台。1948年下半年，厂领导就派我和高席明两人前往烟台领取胶印机。至此三厂印钞厂就有五台大型胶印机。我们胶印部门在郑耀祖、董秋心领导下，参加人员有张逸之、朱承德、姜志安、谢振林、杜兴才等十几位同志，开始印制人民币，除了10元和50元图案外，还印制100元、200元面值不等的人民币。
为了全国形势需要，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红旗竞赛活动，日夜24小时不怕疲劳，忘我劳动，完成了大量的人民币印钞任务，出现了很多生产劳动英雄和模范事迹。我体质差，有胃病，经常在工作时胃痛得很厉害，在晚间工作胃病发作起来，只能抱着肚皮在机器旁休息。因为工作要求必须每人顶一项工作，人如果离开，印刷机就要停下来，所以我就坚持工作不下火线。我的胃直到上海在华东保健医院（现华东医院）切除五分之四后，胃病终于治好。我在这次生产运动中得到了二等功奖励，为伟大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四、印制更多人民币供应市场发展经济
1949年，毛主席在元旦社论中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根据中央财办曾山主任指示，要我们印钞厂组织人员和印制好“人民币”，准备南下。我和表兄董秋心等为南下工作队成员。
火车前进到安徽蚌埠北边的固镇，铁路桥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炸断，火车无法前进。领导决定我们每个人重新背上背包和武装，步行几十里到达淮河和涡河交叉处的怀远县城，驻下休整。在怀远，纵队后勤部门给南下人员发了新的军装和军帽，也发了人民解放军的佩章，我的佩章号是“5216”，我们南下人员从而改变了过去穿着不一便装的杂乱军容。
这次南进纵队有几千人，大部分人员是山东从农村出来的革命军人，他们长期居住在农村，从未到过大城市生活。南进纵队领导决定在怀远休整时，让战士们了解大城市。当时我们上海籍的战士就成了临时老师，具体介绍大城市生活的基本状况，如大城市马路要靠边走上街沿，电灯如何开，但开关不要当游戏玩，城市电话如何拨打，抽水马桶如何用，千万不要把白瓷清水的抽水马桶当洗脸盆用等等。
我们印钞中队在怀远休整一个多月，在4月初接到命令，要我们队伍南下，离开怀远乘船前往宝应、高邮、扬州等地，我们在山东带来的人民币，纵队给了中队10辆十轮卡车，装着人民币向南进军。1949年4月24日夜间，轮渡长江，在丹阳郊区在一个铁路边村庄再休整，等待准备接管上海。
五、百分之百执行党的入城政策和纪律
在丹阳郊区一个多月时间，我们进一步集训，认真学习陈老总报告，他谈到打上海好比在瓷器店里捉老鼠，还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我们到上海一定要遵守城市纪律等等。我们每个人认真学习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十项守则。学习后我也写了保证书。
1949年5月26日接到上级命令，由杨秉超、张瀛、冯锦章、张腊良带领几十位同志，随着十辆大卡车的人民币，浩浩荡荡向上海方向进军。下午到达上海市，一路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当天就住宿在南京路上华侨饭店（就是国际饭店隔壁，现在是上海市体育委员会），后来住到外滩中国银行大厦。
1949年5月29日，我们别上上海市军管会臂章，号码为“6794”，和财政经管会臂章，号码为“4724”，随冯锦章军代表进驻曹家渡三官堂桥边国民党中央印刷厂。我和朱承德二人分配到该厂平印车间当军事联络员。平印车间职工有一、二百人，车间的设备都是美国提供的三色自动印刷机，不要人工摆放，而且一次能印三种颜色。我们进驻车间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发动车间职工，提高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认识，团结教育和发动车间职工投入恢复生产，突击印制人民币任务。没过几天，就开工全面印制人民币。当时印的有100、200、500、1000元等票面，为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解放城市的需要。
六、教育提高青年职工的思想觉悟
进驻印刷厂后，我们解放区来的青年同志和地下党员青年同志，组成青年团人民印制一厂总支委员会，广泛发动教育青年职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提高他们思想觉悟，要积极工作，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
在解放初期，我们积极投入到打击银元贩子，同时参加消灭“三马路”上证券大楼的黄牛活动。为了反国民党封锁一切，在没有油料的情况下，我们汽车放在一边不用，有事就乘电车办公等等。上海解放初期经历了一系列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我们都取得了伟大胜利。
1950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陈云同志提出为财政经济好转而努力。我们印钞战线上同志转业，像军代表冯锦章同志调到北京，接受新的重要任务。我带领印钞厂一部分青年职工，转业到华东财政战线上工作，从而离开了印制人民的货币战线。
七十年光阴如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和上海突飞猛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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