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12/10
07:22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 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距今3800年以后 ，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多学科协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2200BC，最后废弃的时间可以晚至1600BC。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以黄河上游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偏干，畜牧业有一定的比重。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在全新世气候波动性冷干化的背景下，牧业比重逐渐增加。
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坡地不适合谷物种植，但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天然动植物食物资源，狩猎采集经济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定比重。
在家畜饲养方面，家猪和狗仍然是各地区主要饲养种类，龙山文化晚期，牛羊在各地区普遍出现，与本地猪狗共同饲养，尤其是黄牛的饲养越来越依赖粟作农业，形成新型的共生资源开发模式。
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
此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结果也可圈可点。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
目前的研究结论必然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同时，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国的华尔街"滇池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