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喀则，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所在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后藏地区，是地理学家眼中的“世界第三极”。

　　在藏语言体系中，“安吉拉”是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称呼———这个名字就像英语中的“天使”一般纯洁素净。在驴友眼中，西藏是天堂。而对于藏牧民来说，上海医生就是天使。“上海安吉拉”———在日喀则人民医院，几乎每一个藏民都这样呼唤来自上海的援藏医生。

　　今年是上海开展对口支援西藏第22年。本报记者连日来深入雪域高原，一路寻访“上海安吉拉”的足迹。

　　拖着吸氧管上手术台

　　一夜4片安眠药

　　“扎西德勒！”一位皮肤黝黑、面容粗粝的瘦弱男子站在拉萨机场出口，向记者招手致意。

　　这是来为记者接机的上海医生。可是，他是谁？直到他开口自我介绍，记者才终于回过神———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人是上海儿童医院的杨晓东医生。援藏3年，面目全非，曾经的老朋友几乎脱胎换骨。

　　进藏前，“上海医生”的群体形象基本是这样的：白净斯文、气质儒雅、穿着考究。而历经严酷环境的磨砺后，像杨晓东这样的援藏医生大多在外形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医生瘦了整整10斤，有的皮肤黑得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

　　一方面，平均空气密度为海平面的60%-70%，含氧量比海平面少35%-40%，太阳辐射强烈；另一方面，冬天随着绿色植物的枯萎，氧含量更低。和外表形象的剧烈变化相比，发生在身体上的变化才是对援藏医生心理的更大考验。组团式医疗队进入日喀则不到一年间，12人中有9人患上了高原性高血压。由于气候干燥，很多人出现了经常性的鼻出血、胃肠道功能紊乱，而胸闷、气短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自然现象”。

　　“有一次回上海探亲，躺在家里的床上半夜醒来，手就在鼻子边摸啊摸，咦，怎么吸氧管掉了？”沈辉说，在日喀则三年，直到现在每天晚上睡觉时还是要整夜吸氧，一旦离开氧气瓶，就意味着头痛无眠。进藏前，他是中山医院党委副书记，入藏后担任日喀则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和地区卫生局副局长，或许是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刚开始一个晚上吃1片安眠药，到现在一夜4片，每天用药和氧气强迫自己睡着，还好终于坚持了下来。”和其他援藏医生一样，他的口袋里随时装了两样东西，止痛药和丹参滴丸，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整整三年。

　　于旅行者而言，高原反应或许是人生资历中值得“晒”的旅途体验；但是对于一个长时间看门诊、拿手术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医生来说，却是挑战意志力极限的考验和磨砺。“连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这刀还怎么开？”面对记者的好奇，沈辉给记者展示了一件“秘密武器”。

　　这是一根长达5米的“辫子”。它的发明者，是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员、来自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的张伟医生。

　　手术的时候，“辫子”———吸氧管，一端直接插在他的鼻孔里，外面再戴上手术口罩。管子从耳朵上绕到脑后，向下从手术衣里面贴背而行，在腰部以下从手术衣里穿出来，连上呼吸机的给氧接口……通过这根长长的吸氧管，他和病人呼吸着从同一个麻醉机里送出的氧气，不同的是病人在麻醉师的监护下安睡着。

　　张伟被同事们戏称“拖辫子的手术人”。谐谑的背后，是他初上高原第一次上手术台的痛苦回忆。“当时有一位髋臼骨折合并股骨头脱位的病人，情况危重，如果转送内地，沿途危险太大。”张伟说，髋臼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是后藏地区还没有开展过的复杂技术，时间至少要2个小时，对医生的体力损耗相当大。因为极度缺氧、呼吸困难，整台手术中他被迫4次中止。由于吸氧不充分、长时间缺氧，术后他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又有一次，他带领藏族医生一起做大手术，进行过半时，连同台的藏族医生也因缺氧和体力透支而面色苍白，几乎晕倒。为了及时完成手术，张伟强忍缺氧达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