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开始后，周有光即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当时大家也曾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周有光曾回忆起这段动荡的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照片都在这场浩劫中被“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东西都(被)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也都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

　　晚年的周有光谈起“文革”经历时，谈到的似乎更多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工作颇有外交味道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在周有光曾经的叙述中，这段围绕着“拼写汉语国际标准”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我只好服从命令。”

　　当时关于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不得了，法国有法国的方案，英国有英国的方案，西班牙也有自己的方案。周有光说：“(当时)一个鲁迅写成20种写法，应该统一成一个。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好。这个问题对他们(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简单。我就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个方案最好。这是第一步，否则你的提案不能成立。”

　　而接下来的工作在周有光看来，“颇有外交味道”。“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完成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这时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经过长达三年的讨论，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回来以后，周有光又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在周有光看来，自己50岁之后的主要工作“意义很重要”。“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解放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中国的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或许今天的年轻人无法体会到汉语拼音、文字改革的重大作用，但在“世纪老人”周有光眼中，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让如今的普通话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语言。“九十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

　　“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三十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我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前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

　　周有光曾说：“前两年(2005年语)，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80%，20%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九十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