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开放代孕合法化 那些代孕引发的狗血案例

    文 | 姚遥

    寂静的实验室，一排排冰冷的孵化器排列整齐，新的胚胎被放置在营养液中，在粘液中不断地发育成熟，直至最后呱呱落地。

    在诸多科幻电影中，都经常看到这样一幕繁衍生命的景象。这样类型的科技，总是由反派掌握和使用。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场景，一个个的活人化身为孵化器，一群女性用自己的子宫替其他人培育着新的生命，通过肉体为胚胎输出营养。成熟的新生命从落地之日开始，就和母体不再有任何关联，隶属于另外的生命。

    这就是代孕，听起来和借助人体繁衍的外星异形毫无区别，母体只是被物化的子宫，被禁止与婴儿产生情感的联系。

    国内的法律禁止代孕，代孕原本只是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高速发展的经济遭遇人口红利的急剧消失，二胎时代不期而至。从国家到家庭对于新生人口的渴望，让原本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的代孕，变得热烈起来，高冷的人民日报也加入讨论，提出放开代孕的议题。

    通过代孕获得新生命，除了违反法律以外，价格昂贵，风险高，结果不可控。如果只是为了让家庭更加完整，释放父爱和母爱，收养一个小孩更为便利。不过，让自己的基因延续是多年进化过程中已经融入人类血液的本能，只要夫妻双方有一个人的基因还能传承，代孕现象就不会消失。

    最为常见的一种代孕，是夫妻关系中的女方没有生育能力，男方有正常生育能力，女方希望有一个属于男方的子嗣，维系住这段关系。

    这种所谓的代孕，并不新鲜。1930年，左翼作家柔石根据浙江地区“典妻”的故事留下了一篇名作，《为奴隶底母亲》。穷人家的男人，将自己的老婆典给了一个想生儿子的大户人家，作价一百块大洋，三年时间。大户人家的户主没有儿子，生不出儿子的大房不接受纳妾，最终妥协的结果，就是“典妻”。三年之后，心力憔悴的女人，告别新生的男孩，回到自己的家中，看见的是一个已经对自己全然陌生的孩子。这场“典妻”过后，大户人家增加了一个儿子，穷人家的生活处境没有改善，穷人家里无论丈夫、妻子还是儿子的亲情和人伦，被生活撕裂得更加彻底。

    现代的商业代孕，依然是这一模式的翻版，贫穷阶层的妇女，将自己的卵子和子宫出售给能付得起价格的人群，在美国代孕合法的州，九成以上的代孕者就是为了经济报酬而来。和“典妻”的故事一样，除一些特殊的咸鱼翻身个案外，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有一笔意外之财就完成社会阶层的跃进。对贫穷阶层而言，生活中的这个小水花，得到的风险和问题要远大于意外之财。

    简陋版的自由经济理论称赞这种交易，一方有需求有钱，一方有子宫缺钱，于是他们资源互补，在没有欺骗、没有暴力的前提下，进行了等价有偿的行为，是需要尊重的市场行为。

    毫无名分又提供了卵子的一方，将在多大面积内制造出毫不知情的同母异父后代，带来人伦上的困扰，只是问题之一。更为核心的困境在于，女人不仅仅是卵子和子宫的持有者，还有着正常人类的情感，十月怀胎的血肉联系产生情感的连接。但在代孕交易之下，母爱成为非法的诉求，代孕者不仅被迫和婴儿永久分离，还要拒绝接受自己作为母亲的自然身份和情感，不应该对人格有任何诉求，必须把自己视为一个简单的生育工具。

    貌似公平交易的背后，代孕者不过是购买者实现生育目的的一个工具，并没有因为带着金项链，就改变了代孕者只是子宫奴隶的地位。

    对代孕者来说，风险还不仅如此，她们不仅要承担怀孕与生产过程中的风险，一旦生育出来的婴儿存在健康隐患，那些自私的只希望看到自己血脉的委托者，没有和婴儿产生过情感连接的母体，见到“残次品”时自然而然会冷酷地拒绝。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找到代孕母亲，一对龙凤胎被生出来以后，这对夫妇最终只带走了健康的女婴，将有唐氏综合症的男婴遗弃。这起恶劣的行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