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开放代孕合法化 那些代孕引发的狗血案例

    ▲ 泰国代孕母亲尚比亚和她的儿子盖米

    康德认为，“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拨开寻求代孕的委托人对后代的渴望，代孕者是生育的工具，生育出来的婴儿是延续基因和维系情感的工具，人性还能剩下多少，很难评估。

    这样看起来为了挽救婚姻与亲情的代孕，还要面对更多人间的问题。李琳和高俊结婚后，她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最终购买了他人卵子，再通过代孕的方式生育了一对龙凤胎。不幸的是，高俊在2014年因病去世。之后，高俊的父母和李琳之间就子女的抚养权展开了一场官司。

    这是一场奇怪的官司，法院也颇为一头雾水。孩子和爷爷奶奶之间有血缘关系，和母亲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孩子并非来自于婚前，而是婚姻关系之后的婚外生育，和母亲之间有抚养关系，却没有法律上的关系。面对这个难题，一审法院根据血缘关系，判决孩子归爷爷奶奶抚养。而到了二审阶段，法院基于高俊父母年纪过大，从利于儿童成长的角度，将孩子判给了母亲。

    这场代孕，遭遇生活的突变之后，撕裂了一个家庭，演化出一场法律也觉得棘手的亲情纠纷。为了能将代孕出生的小孩户口落在父母名下，必须伪造出生医学证明，假装是委托人所生。所以，当案件被提交到法院以后，就会出现奇怪的局面，在这段婚姻关系内出现的儿童，名义上属于这对夫妻，理论上由妻子生育，然而法律上的母亲不是血缘上的母亲，但是又不存在收养关系，也不属于继母关系，等于是凭空冒出来的一个人。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孩子的母亲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抚养孩子，才能认定为孩子的母亲。这一规定落后于科技发展太多，代孕的出现，给出一个天问：有些爸爸妈妈达不到法律要求的爸爸妈妈，世界这么乱，究竟谁才是爸爸妈妈。

    从最简单可行的方法来说，借鉴英国和法国的原则，不考虑卵子究竟来自于何方，一律认定分娩者就是儿童的母亲身份，谁的子宫谁做主。

    面对庞大的不孕不育人群，法律上禁止代孕，不可能消灭地下存在的代孕。与其让代孕制造出来的各种问题困扰社会，不如法律体系主动出击，在伦理关系变乱之前，明确规定分娩者就是儿童的母亲。

    即便分娩者是代孕者，她依然享有一个母亲的身份，她如果割舍不了骨肉分离，可以选择自己抚育这个孩子，尽到母亲的责任，避免商业交易强迫她交出婴儿，割舍母爱。为生育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止有温情的一面，如果新生儿存在缺陷，分娩者同样要以母亲身份去面对未来。责任是双刃剑，责任塑造了人格，有了责任，即便是代孕者，不再是一个生育机器。

    当分娩者天然成为母亲以后，如果她其实是一个代孕者，将婴儿的监护与抚育交给另外一个家庭，在法律上通过收养的程序完成。

    在这样的制度设置之下，无论商业代孕还是志愿代孕，代孕者是否得到经济补偿，责任都更为明晰，代孕者必须做好自己要抚养新生命的准备，委托者无力强迫他人放弃情感的诉求。至于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对委托者来说，代孕变成不确保能收养成功的基因遗传。究竟如何选择，就让当事人来做最后的抉择。

    对这个社会来说，要保护每一个人，不应有人因为贫穷而丧失尊严，将自己和器官作为工具出售给其他人使用。每个人，应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

    这个社会也要保护每一个新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但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爸爸是不是李刚不重要，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很重要。

    科技的发展，社会空间的扩大，给了代孕凶猛的空间。代孕给了生育能力有缺陷的家庭遗传基因的希望，也给了社会诸多伦理的困扰。

    这时，该打造一个笼子，将代孕驯服起来，斩断它的尖牙利齿，留下它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