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这种小翻领军装也随之传入中国。清末新编陆军改制后的军装最初使用立领，直到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所穿的军装依然是立领，但在一战后期，民国将领们的军装便渐渐换成了小翻领，这是受到协约国阵营中最流行的军装款式弗伦奇式军装的影响。弗伦奇式军装在中国曾被译为法式军装，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译法——弗伦奇（French）在这里指的不是法兰西，而是在布尔战争和一战中声名大振的英国元帅弗伦奇爵士。不过“弗伦奇式军装”的命名倒很可能是俄国人的创举：一战结束与俄罗斯帝国灭亡的时间几乎重合，从历史影像资料来看，沙俄将军布鲁西洛夫在1916年所摄的戎装像中其军装还是立领，而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们已经开始改穿弗伦奇式的小翻领上衣。俄国军装本为欧洲军装的异类，虽着苏俄的“改立归翻”，弗伦奇式军装一统天下，自然影响到了民国军装的制定。

　　中山式军装

　　除了招牌式的小翻领，弗伦奇式军装以卡其布等较为耐磨的布料制作，五到七颗纽扣不等，上下各两个带盖口袋——明眼人能够看出，这几乎与民国国服中山装如出一辙。中山装据传为孙中山亲自设计，其实这只是后人附会罢了。中山装正是中国化了的弗伦奇式上衣，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抵在一战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穿的还是清末新编陆军的立领军常服，而黄埔军校创办时周恩来所穿的军装已经改为中山式军装。

　　如果说大盖帽是二战的美学遗产，那小翻领无疑是一战的军装时尚。自此之后，中山装开始了对中国服装界半个多世纪的统治，而那个几经辗转传入中国的翻领也最终成为民国军装的标配，在漫长的战争年代成为政府威权的服装图腾。1984年，小翻领与大盖帽一道成为共和国法官制服组成部分，也便不奇怪了。

　　后记

　　2017年法官夏装其实是一种回归。几十年风雨，大盖帽退出了，小翻领留下了，制服样式的改变背后自有其坚守与改变。1943年苏联的制服条例也罢，1929年中华民国的军礼服条例也罢，2013年的《人民法院审判制服着装管理办法》也罢，这一封封公文可不仅仅是军人、法官们的“时尚手册”，更裹胁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潮流，但一个民族的复杂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