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外交优势资源 化解对外关系难题
一、作为外交资源的既有外交成果
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资源”的界定,资源是指在一定时期、地点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自然资源是典型的资源种类,除此以外,非自然资源也属于资源。因此,外交资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在新中国70年的外交实践中,我国已经形成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和经验,这些过往的经历都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宝贵财富,也是重要的外交资源。这些既有外交成果和经验可以作如下归纳:
第一,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是全方位的,外交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习近平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亦指出:“加强和优化党对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经济、农业农村、纪检监察、组织、宣传思想文化、国家安全、政法、统战、民族宗教、教育、科技、网信、外交、审计等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就需要确保党中央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得到有力的执行。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独立自主要求我国的外交工作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国际舞台上,不依附于任何国家或政治集团,切实维护自自身的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新中国的外交实践深刻的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才是有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
第三,坚持道义先行的理念。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外交活动中屡次展现了作为大国的担当。中国的发展从来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相反,是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进步,让世界许多国家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从“中国永远不称霸”到“构建和谐世界”,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承诺与实践都足以看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所坚持的道义先行理念以及所希望的全世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既有的国际秩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各国正在积极努力调整既有的国际秩序,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作出新的判断,并基于此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作出了贡献。比如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的倡议等。
第五,坚持敢为人先的品格。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环境,在国际关系上中国亦有创造性的贡献,如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已经成为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和推崇。又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也是我国在国际关系上的重大贡献。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理念的提出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敢为人先的品格。
二、外交资源的多维度划分
上述外交资源更多的是对过去外交工作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与宏观性。因此,我们需要从更加具体和细致的角度来检视我国的外交资源,从而形成对外交资源的多维度划分。
第一,根据资源是否有形的特征可以分为硬性资源和软性资源。“硬性资源主要指国家外交可以利用的有形资源,是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根本支撑。” “而软性资源主要是指国民士气、政府素质等外交可以利用的无形资源” 。中国所拥有的规模人口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是典型的硬性资源,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深厚基础与重要支撑。我国在软性资源的使用和作用发挥上则是相对的短板。然而,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精神等已经为对外交往提供了大量的软性资源,这些软性资源应当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以弥补硬性资源只体现国家实力而非国家影响力的不足。
第二,根据资源所在的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文化资源等。传统外交活动主要集中于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使用,比如政府呵官方性质的交往仍然是外交活动的主要形式;又如中国经济的持续开放性使得经济领域的交往也愈发频发,经济资源在这其中获得充分的利用。然而随着国际社会议题的不断丰富,文化、环保、人权、安全等其他资源也逐渐成为外交资源中的重要组成,并且各领域的资源之间并不是割裂存在,而是相互融合的。我国的外交活动在不同程度上都使用到了这些资源,但是在使用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上不足,过度重视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对于其他领域资源的重视程度和使用力度仍然不足,且各领域资源之间的融合度不够。比如,“在国内,有企业家认为在中国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化条件下,强大的政府干预的力量使经济运行并不服从于经济规律本身,而是服从于政治决策的周期性;国内层面的经济附庸政治现象,必然导致外交层面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之间相互关系的混淆。” 因此,要更加注重不同领域外交资源的协调使用。
第三,根据资源的受控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政府的外交资源和非政府的外交资源。政府的外交资源主要是指政府能够控制与使用的外交资源;而非政府资源则是指由民间力量能够控制与使用的外交资源,典型的如公共外交等。政府外交资源的权威性较强,但灵活性不够;而非政府资源则恰恰相反,两者可以形成互补。我国并不缺乏这两方面的资源。一直以来,我国的政府外交资源使用得较多,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民间外交方面,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和实践力度也在逐渐增强,特别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民间外交的技术门槛降低、交往效率提升,更加有助于民间外交的发展,使非政府的外交资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四,根据资源所处的时空不同可以分为现实资源、潜在资源与消失资源。现实资源是指可以在当下得以利用,并且能够解决正在发生的外交问题或实现急需实现的外交目标的资源,具有现实性。潜在资源则是为今后的外交目标实现而准备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消失资源则是指已经在消耗减少的外交资源,它可能是外交资源自身在使用过程中的减少和消耗;也有可能是因为外交目标的改变或已经实现使得外交资源不再有用或者被改变和替换。外交资源的时空划分意味着在利用外交资源时解决问题时所处的时空环境,同时也要防止过于绝对的看待外交资源,因为在不同时空下不同资源的作用是不一样,甚至是可以转化的。比如,“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南亚中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 。这一区位优势,“在地缘政治方面中国的阶梯性钳型包抄的地形……也对现代中国的对外交流构成了挑战” 。
三、外交资源多维度划分的价值
对外交资源进行多维度的划分,有如下几方面的价值:
第一,外交资源的多维度检视展现其多样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外交资源,可以发现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不同侧面。比如我国政府在其他国家设立的孔子学院是文化领域资源,是硬性外交资源,是政府外交资源。相比较于单一维度的检视,这样的方式可以挖掘并展现外交资源的不同面向,从而丰富外交资源的内涵。
第二,外交资源的多维度检视增加其适配性。我们知道外交资源是为外交目标和外交问题所服务的,是达成外交目标、解决外交问题的手段。因此,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匹配程度决定了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外交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通过多维度检视的方式,可以使得有限数量的外交资源发挥超出其数量的作用,从而为目标的达成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手段,使得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配性提高。这一作用的溢出效应,就有赖于在何种维度下来看待某个资源,发挥相应的作用,来解决特定的问题或达成特定的目标。
第三,外交资源的多维度检视要求其整合性。外交是一项综合性的事务,它并不仅仅依赖于某个或某几个单独的资源要素,而更多的是需要若干资源或资源的若干维度共同作用和发力。因此,通过多维度的检视可以更加全面的认识这些外交资源,防止出现外交资源的单一化和碎片化,为资源的整合利用奠定基础。
四、我国外交资源的多维度适用:以中美贸易摩擦的应对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是近段时间以来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事件,是由美方率先挑起的,阻滞经济全球化进程,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行为。中国在应对美方挑起的贸易摩擦时涉及到对外交资源的多维度利用:
第一,在资源有形与否方面,贸易摩擦并不涉及国家的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应当以软性外交资源作为主要投入,辅之以硬性资源的投入。因此,在外交应对策略上应以协商谈判的方式为主,以直接采取贸易反制和报复措施为辅。
第二,在资源领域方面,贸易摩擦属于经济领域事项,应当主要利用经济资源来予以回应,其他领域的资源利用只能是辅助地位。因此,在外交应对策略上应以经济领域的谈判为主。
第三,在资源受控主体方面,由于贸易摩擦是由美国政府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发动的,因此我国的应对也应当以政府为主导,比如同样以加征税收的方式作为反制。
第四,在资源的时空方面,中国市场的规模与开放程度的提升与扩大是现实资源,可以用来应对现阶段的贸易摩擦。考虑到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所折射的贸易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我国制定的对外开放的新政策与新措施、与其他国家的广泛合作前景以及正在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做的尝试等都是可以在今后的阶段中得到利益,发挥优势。因此,我国要采取进一步开放的措施,一方面显示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者。同时,我国还要更加注重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升中国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作者上海政法学院王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