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四军对上海人民的支持1
03/10
10:15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发动第二次淞沪战争。寇亟祸深，神州飘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在此背景下，中共领导的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于1938年4月在大江南北集结，投入华中敌后沦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为支援新四军抗战和敌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新四军的英勇抗日业绩也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上海人民与新四军相互依存，血脉相连，谱写了一曲团结抗战的胜利赞歌。本文试从新四军对上海人民支持的视角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通过中外媒体向上海人民宣传新四军
新四军的各级领导人都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建军伊始，他们就不失时机地接见中外记者，通过媒体向上海人民传达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活动。1938年2月，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到南昌不久，叶挺就在军部接受上海《孤岛周刊》记者采访，记者请叶挺谈对游击战的见解。叶挺回答道：“关于游击战问题，我们是不能以单纯军事的眼光来观察的，因为如果要想单靠游击队的少数枪支，那是要失望的。反之，游击队的主要任务，还在政治方面，所以我们应该以政治的眼光观察游击战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多数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游击队员，深入日人的后方去，紧紧地抓住民众，能够如此，他们纵然占领了我们许多土地，也是徒然的。”［1]
1938年10月10日，上海《申报》刊登题为《活跃在江南的游击队》的报道，向上海人民详细地介绍了新四军：“新四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呢？他的编制又是怎样的呢？这至少使我们引起了两个联想：1.使人记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的“铁军”第四军；2.使人要想到新四军与八路军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密切关系和历史的渊源。”“新四军的军长是叶挺，副军长是项英，参谋长是张云逸，都是由军事委员会正式委任的。该军正式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唯一的特色就是军纪的严明，与政治意识的高强，在统一指挥之下，战斗力也格外坚强。过去四五个月的活动，已有光荣的战绩可考。”［2]
在1938年10月3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10月29日英国路透社记者对叶挺的采访译稿，介绍了新四军的近况：“叶又曰，我军于本年五月间开入南京、芜湖区，曾与日军经过百战，毁其火车三列，汽车无数。”［3]
1938年冬，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组织慰劳团去皖南慰问新四军。慰问团返沪后，叶挺、项英联名向上海妇女和工人救亡协会分别发去感谢函，表示：“嗣后定当追随上海二百万妇女同胞之后，坚持江南抗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与贵会共襄盛业，以副雅望”，“敝军愿在江南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与诸同志配合一致，誓当收复京沪。海上全体工友与敝军全体将士定有大会之一日也”。［4]
1939年3月3日，上海《每日译报》刊登叶挺接受苏联塔斯社记者采访时的谈话，论及新四军在日军后方的活动：“新四军一出动到敌军后方的前线之后，便一直在宣城、安庆、合肥、长江两岸一带活动。南京周围的所有交通线都在新四军控制之下，这里地势平坦，山岭很少，公路上日军很多。我们不进行大战，但是我们不让敌人安静一天。十个月来新四军一共进行过二百多次战争，我们夺到机关枪近一百架，步枪二千多支，日军死伤二三千人。
日军所宣布“肃清京沪区后方”的运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5]1939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在接受上海《申报》记者战地采访时强调新四军的作用，说：“可是我们却牵制了对方很多的兵力，过去整个东战场只有七万敌人，而现在南京到镇江的一个地区里他们的兵力就有六万多人。游击队主要是扰乱后方，虽不能即刻把他们整个消灭，但已相当的削弱了他们，使他们作战情绪日益低落，战斗力日益减小，这不是无因的。”［6]
上海沦陷后，不少同情中国人民、富有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如上海《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德国记者汉斯·希伯、苏联记者E.柏弗洛夫、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爱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在上海和国外发表了许多介绍新四军抗战的采访稿，不少外国记者还亲身到新四军军部和敌后战场作实地考察，其中最早到新四军采访的是汉斯·希伯，而爱格尼丝·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的时间最长，她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5月用整整半年时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地区和江北指挥部考察、调研，连续写了许多报道。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项英尤其重视对外宣传，他先后接受过埃德加·斯诺、爱格尼丝·史沫特莱、杰克·贝尔登、汉斯·希伯等各国记者的采访，通过这些外国记者的眼光，及时向上海和国内外群众真实地宣传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坚忍不拔地进行的敌后抗战，以鼓舞华中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这里特别需要介绍《译报周刊》，这是中共实际领导的以英国商人名义注册、在“孤岛”上海发行的刊物，设有“战地通讯”、“特约通讯”、“每周瞭望”、“战局一周”等栏目，集中发表外国进步记者采访报道的译文，它因为能及时传递抗日前线的消息而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在新四军成立一周年之际，《译报周刊》特地编辑出版了《转战江南的新四军》特辑，在封面上选用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大幅照片，封二刊登了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照片，封三刊登了叶挺与日军俘虏谈话和新四军缴获的战利品等照片。
特辑的编者按写道：“新四军成立已经一年了，但是他们开入沦陷区作战却还只是半年前的事。这半年里，他们在叶挺、项英两军长的领导下，深入日军后方，转战江南，曾经建立了不少的殊勋。”［7]
这期特辑的内文发表有《新四军印象记》、《新四军教导营与服务团》、《斯沫特莱在皖南》、《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大会特写》等一组重头文章。英国记者杰·布鲁斯先生在《新四军印象记》中写道：“新四军，那支名震江南的新四军，在成立后的三个月内，据说已经和敌人作战过一百多次了。可是因为他们和外界的消息不能灵通，所以在上海的人们就很不容易看到或听到他们的捷报。”““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打破敌人统治江南的迷梦＇，“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中国抗战的口号，也就是新四军的主要任务。”从文章所附的统计表可看出，新四军4个支队从1938年5月16日至9月27日4个月内，已和日伪军作战108次，伤敌583人，毙敌892人，俘虏590人。［8]通过这些报道，上海人民加深了对新四军的了解，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念，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孤岛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二、新四军在沪郊开展的敌后抗日作战，直接振奋了上海人民
1939年7月23日晚，新四军老六团二营长廖政国带第五连、第六连和两个机枪排追击逃敌，夜袭日军驻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炸毁敌机4架。次日，在美国注册、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即以《游击队和日本人在上海市郊发生冲突》为题及时发表如下报道（译文）：“昨晚住在上海西部地区的居民上床睡觉时，耳膜边充斥着哒哒哒的机关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迫击炮的隆隆声。中国游击队和日本士兵又打起来了，不过规模远大于过去三四个月里的任何一次。战斗发生在虹桥和龙华地区，从晚上七点半开始，到夜一点半依然如此。机关枪和迫击炮都持续不断，表明日本人不是在搞演习。日本人用迫击炮发射照明弹以图查照游击队的位置，然后用重机枪开火。偶尔，还能听见手榴弹爆炸的声音。昨晚在中国人间流传的消息，大意是说，新四军一支大规模的分队，约有三千人，已经在上海市郊到位了。据说这支分队从苏州地区经白卯口渡河而来，在那里他们定期地、积极地破坏日本人的交通线。传言说，随着新的中国部队的到达，在上海的日军已经得到了增援，并已经在频繁地突击搜查上海西郊中国人的村庄。据说新四军的部队在离虹桥飞机场不远的地方挖防御壕沟，并堆筑掩体。”［9]
同一日（7月24日），《字林西报》也以《虹桥地区又闻枪声》为题报道说（译文）：“昨晚八点到十点间，在虹桥附近地区听见杂乱的步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声音。无法确定枪声的起因，但据信有游击队在这个地区。”［10]随后，沪上《大美晚报》、《大晚报》、《中美日报》、《申报》以及重庆《中央日报》，甚至晋察冀边区的《抗敌报》，都在显著位置转载了上述7月23日晚的战事报道，盛赞新四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各地民众，莫不欢腾万状。
1939年8月4日，上海《新闻报》刊登题为《新四军猛攻程家桥日军》的报道：“前晨（二日）天未黎明，新四军之挺进队，联合青浦县之杨国才部游击队，突向驻防于青沪公路程家桥之日军进攻，一时机枪及步枪声，响彻田野，附近乡民，咸从梦中惊醒。日军初死守堡垒外，频频发信号向沪西日驻军司令部乞援。日司令部得悉后，即派出装甲汽车两辆及满载步兵之卡车两辆，急驶青沪路程家桥机场增援。当日军方抵程家桥时，新四军及杨部已越过青沪路，在杜家巷附近埋伏，以致战事延及该处。直至清晨8时许，枪声方始沉寂，而游击队亦已安然退回原防。”［11]
沪上不少青年学生、工人和难民获悉新四军已经打到上海近郊的好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通过中共地下党及各种渠道，投入新四军队伍中去。据统计，截至1945年日本投降，上海共约有2.1万名青年学生、工人、难民及教育、卫生、财贸、科技、金工等各类技术人员先后参加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是上海地下党的坚强后方
随着新四军的发展和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共上海地下党有了坚强的后盾和可靠的依托，使中共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有了回旋的余地。新四军第一师及苏中根据地，第二师及淮南根据地，第三师及苏北根据地，第四师及淮北根据地，第六师及苏南根据地，第七师及皖中根据地，浙东游击纵队及浙东根据地都与上海地下党建立了秘密的联系通道。一旦形势恶化，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可立即转移到新四军部队和根据地，等待形势好转后重返上海继续战斗。
1940年12月，为协助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执行大规模地动员、抽调人员去华中各敌后根据地工作的使命，新四军军部派杨斌到上海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圣达里，设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秘密机关。杨斌任办事处主任，工作人员除从皖南军部派来的杨秉超外，还有上海地下党先后抽调的徐盼秋、荣健生、张达平、王建中、叶锦田、李子明等40余人。办事处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安置和输送皖南事变前后辗转到达上海的新四军干部。
先后经办事处安全送达苏北新军部的新四军重要干部就有东南局副书记曾山，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薛暮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委员、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李一氓，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夏征农，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军部印刷所主任黄源等，还有杰出的文化人士刘季平、吕振羽、骆耕漠、姜君辰、贺绿汀、关键等人，以及项英、袁国平、李一氓等新四军领导人的家属。截至1942年年底办事处销，苏中、淮南、淮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共接纳上海办事处转移的地下党员、国际友人、爱国华侨、文教卫等各类人员约有1700余人。［12]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驻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日军全面进占租界，疯狂捕杀抗日志士，上海结束了孤岛时期，进入抗战以来敌人统治最黑暗、最严酷的阶段。为保存干部，中共中央于1942年7月指示江苏省委妥善安排省委干部撤离上海。江苏省委确定由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主持这项工作，调集一批政治可靠、年轻身健又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地下党员担任交通员，承担转移的各项具体事宜。从1942年8月起，除了留下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警察特别总支6个党委系统在上海分别独自开展活动外，其余直辖上海地下党的江苏省委重要领导成员和骨干刘宁一、沙文汉、张承宗、吴学谦、刘长胜、刘晓、王尧山、陈修良等200余人，在淮南新四军的策应下，陆续转移到新四军第二师淮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省委机关驻在安徽省天长县顾家圩子。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议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华中局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7月，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作出《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决定》。撤离上海的省委干部在顾家圩子集中后不久，即举办了整风学习班（史称顾家圩子学习班），学习班由刘晓总负责，下分4个支部，从1942年12月开始，到次年2月结束。同志们从令人窒息的敌占区来到根据地，脱下长衫、旗袍，换上崭新的新四军军装，晨操练，日学习，夜站哨，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张云逸、谭震林、潘汉年等新四军领导为他们作整风报告，刘晓、刘长胜分别以自己参加长征和在苏联远东地区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阐明革命道路的艰难和曲折。通过学习和总结，所有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13]
1943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从苏北盐阜地区进驻环境相对稳定的淮南根据地盱眙县黄花塘。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在华中局下面设立敌区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和江苏重要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同年4月，敌工部在距黄花塘北边30里的大王庄正式成立（翌年6月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由刘晓、刘长胜分任正、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科长，田辛任交通科科长。1944年7月刘晓去延安，由刘长胜任部长。［14]
1944年春，按照华中局整风、审干工作部署，城工部采取短期轮训的方法，着手组织上海各系统党委领导成员和地下党员分期分批地进入淮南根据地，参加整风运动。这是上海地下党员继顾家圩子学习班后参加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从1944年4月开始，到1945年年初结束。先后参加轮训学习的有近千人。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学习党中央下发的整风材料，联系个人实际深入解剖非无产阶级思想，反省、总结参加革命以来的成长过程和经验教训，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写个人自传，作自我鉴定，最后由城工部领导作组织鉴定。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过整风学习的同志，无不对这一段经历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几十年后，当年领导上海工人地下斗争的工委书记张祺撰文回忆：“我们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长期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党的秘密文件看了以后马上销毁，因此缺少学习的条件。这次在淮南使我能定下心来认真学习文件，对党的路线、方针和作风有了进一步认识，对自己的思想有很大帮助。”［15]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