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的一天，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团长张道庸急匆匆地赶往溧阳县水西村，到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那里领受一项重要任务。就在郭村一场大战阴云密布之时，陶勇、卢胜率苏皖支队赶到了邻近郭村的杨家桥一带。
有了三个海防团，新四军决定成立苏中军区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兼任政治委员。从海防大队到海防团再到海防纵队，这支海上尖兵活跃在苏中沿海，和新四军陆上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日伪军。
每当我看到爸爸彭成清的相片和遗物时，就会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四人帮”的爪牙一次又一次地要爸爸提供诬陷我党一些老同志的材料，他一次又一次地顶了回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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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1944年东北战场上，一封十万火急的信必须在拂晓前送到目的地，稍有延误就会影响到这次突围的成败，如改走大道，要一天一夜才可到达目的地，必须穿过“狼窝山”才能把信及时送到抗日联军指挥员手中。
1946年的初夏，周恩来得知几位新四军同志被国民党苏州地方法院判处死刑，随即便着手展开了积极的营救。获悉狱中情况后，周恩来十分重视，及时给时任和谈代表、国民党中委、参政会秘书长的邵力子书写了一封信函，全文如下：
小时候印象中的军人总是一袭墨绿军装，昂首挺胸，手握冲锋枪，好一个热血男儿郎的形象。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他，一个退伍老兵，重新向我诠释了“军人”二字。当年他奔赴朝鲜时已是战争收尾阶段，结果一过去被分配的任务竟是打扫战场，收战友们的遗体，每天用麻袋将一个又一个战友的遗体运送回去。
我们53团担任围歼马头镇国民党王洪九2团的任务。黄维兵团被我第二野战军包围在双堆集后，蒋介石派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救援，解黄维兵团被围之困。12月10日黄昏前，我连进入小王庄防御阵地，立即构筑掩体和交通壕，做好阻击敌进攻前的准备工作。
启东八八暴动发生于1930年8月8日，它是土地革命时期启东地区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是“南昌起义”壮举和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南通地区的强烈反响。7月间，启东县行动委员会派红军大队长杨思公到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汇报，请求给予支援。
抗日战争时期，临江的仪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曾经是我党地下交通的重要枢纽。这条交通线，北通淮南南达上海，是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淮南党政军机关联系苏南根据地、上海地下党的主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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