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新四军老战士、著名音乐家、民歌《茉莉花》搜集加工整理者何仿，于9月21日在南京逝世，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何仿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返回工作岗位不久，便担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作曲兼指挥。
这张照片是50年前，周总理来我们总政话剧团观看话剧《年青一代》演出时拍摄的。《年青一代》一剧当时很轰动，有许多话剧团都在演出该剧，听说周总理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兴奋极了。
他年纪小、个头矮，全庄男女老幼都管他叫“小马先生”；至于名字，连他的“表叔”史大爷都说“不晓得”。小马先生即使不在人间，他的音容笑貌，他手无寸铁击退荷枪实弹的还乡团的那一幕将长驻我心间。
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发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大兴调查研究，到人民群众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看实情、听实话、做实事。” 王书记说：“小高，看来你是不错的，不比老百姓特殊，就是好干部。
毛泽东同志1921年赴上海、后到嘉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路过杭州，住了一天。1954年3月23日，毛主席回北京，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大会并在全国范围开展讨论。
史毅，原名李毓和（学名李韵淑），1923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西省贵溪县。史毅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巫恒达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从后方奔赴前线；忘不了战友柳肇珍倒在血泊中的留言；
左权将军，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血染疆场的最高将领，他的战斗足迹深深地印在了太行根据地。纪念亭左侧便是左权将军殉难处，立有汉白玉纪念碑；右侧是左权遗体临时掩埋处，也立了一块石灰岩纪念碑。
盛华同志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按党的政策办事，体现了他的政治修养和领导能力，这在华纺传为佳话。室内还有几个木凳子，一张小条桌，条桌上放着一台1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盛华同志唯一的一件家用电器。
粟裕将军名闻遐迩，是著名军事家，身经百战，战无不胜。记得在苏中时，战地服务团作曲家梁平波写过一首歌，歌名是《粟司令带我们打仗，仗仗胜》。此后，每当粟裕将军来上海休养，我们这些老部下总会去探望，他对我们十分关心，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
50年前的一天，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我，突然接到噩耗，惊悉乔信明叔叔不幸病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这是继母亲去世之后，又一个离我而去的亲人。乔叔叔是我父亲袁国平和母亲邱一涵的亲密战友，早在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刚刚参加红军的乔叔叔就参加了敢死队。
父亲一生与上海有缘。1949年5月27日，父亲率第三野战军解放了上海，并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第一任市长，在解放、接管、改造和建设上海方面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大哥陈昊苏曾回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7岁的他初来沪上的情景：一家人得以团圆，街头排队“挤兑”的人群，市面较乱；
一年前，她和另外几位女兵离开人称“小上海”的边陲小镇叶城，爬上一辆去往昆仑的卡车。她说，当你的手指触摸到那一只只粗壮的胳膊，听诊器里便传来咚咚的心音，你的心便与那一颗颗心一样滚热。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最不能忘怀的是从1941年到l949年在安徽皖南地区所经历的岁月。在这远离家人的岁月里，皖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我的父老乡亲们就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关爱着我。
1953年10月，贺龙元帅率领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我们总政歌舞团随同前往。在21军军部，我还见到二姐和二姐夫的老战友张景霞夫妇，他们又谈了许多对张政的赞誉，增加了我对姐夫的了解。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后，与汉奸、黑社会、租界当局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经常制造恐怖事件，威胁、绑架、暗杀文化界进步人士。蔡钓徒坚定的爱国抗日立场，和他登载在报上的正义文章，像犀利的匕首刺痛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当局。
“1945年3月10日至4月21日，我们在东台三仓河地区，召开了抗日英雄模范庆功大会，在会议期间，整个三仓河地区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长期艰苦的浴血奋战中，梁灵光同志与南通和苏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根据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这把口琴不知产于何年何月，但“上海制造”几个字隐约可见。这把口琴见证了母亲的光荣过去，也伴随了母亲的风雨人生。后来，我曾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1944年8月，她随剧团到山东的一处前沿阵地慰问时，用口琴演奏了《喀秋莎》。
近日，女儿赵小卫买来了珂田于1939年创作的木刻画一套四张，作者用连环组画的形式，描述了一个职员在日寇铁蹄下苟且偷生的遭遇，反映了当亡国奴的悲哀，从而激发起人们的反抗意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6周年到来之际，我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抚今忆昔感慨万千，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如今我国人民世代渴望的富国梦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为此感到无比欢欣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