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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的奚原

  2016年1月15日,我曾服务34年的《人民前线》报完成历史使命,出版了休刊号。年前,报社就已策划最后一期报纸,拟用专版发表在报社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我建议首先要请奚原同志写一篇,因为他是68年前《人民前线》报创刊时的编辑部主任。不料电话打到北京,那边说,奚原已于去年10月13日逝世。

  奚原终年98岁,安享高寿,本应无憾;但从此与这位睿智的长者永别,仍然令人痛惜。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我和他的多年交往,想起他那默默耕耘而又精彩纷呈的经历。

  一

  奚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1936年3月,他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委派,先后到上海北站的货栈和票房工作,参与发动京沪铁路和沪杭甬铁路职工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奚原到了临近淞沪战役前线的嘉兴车站,组织职工抢修被日机炸毁的轨道和列车,做到夜间仍可行车,确保军事运输的需要。

  在这以前,奚原已在南京和上海参加学生运动。在那强敌入侵、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时代,年轻人往往成熟得早。1933年奚原16岁,就发表了《驳周佛海》一文,批判周佛海提出的“读书便是救国”的论调,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他说:“学生沉沦于书堆,国民懵懵于睡梦,不抵抗主义盛行,汉奸卖国贼猖獗,日寇步步深入,国家危殆,百姓遭殃,甘做亡国奴者虽生犹死。此读书死也。”当时,周佛海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还没有成为汉奸,而奚原则是省立南京中学学生,公开批驳周佛海,既需要见识,也需要勇气。

  奚原勤于笔耕。1934年和1935年,他在南京的《新京日报》、上海的《大公报》《晨报》上都发表过文章。1938年1月,他在即将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的日子里,还写了报告文学《最前线某站》,发表于著名文学杂志《七月》。

  二

  1938年2月,奚原到了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接着留校工作。3月,毛泽东得知他来自上海铁路,嘱他写《上海铁路工人阶级状况》,作为中共中央的研究资料。他凭着记忆,写了7000余字。

  1938年的延安,已经聚集了许多作家和爱好文学的青年,但是还没有一个文学刊物。这年9月,奚原和抗大的文印股长郑西野一起,征得抗大政治部和边区文化协会的支持,创办了《文艺突击》旬刊。利用郑西野会刻蜡纸的长处,每期油印四个版,即四张蜡纸。9月17日,奚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他题写刊名并赐稿。毛泽东当天就写了三个“文艺突击”供选用。《文艺突击》的出版,受到作家和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延安的作家沙汀、荒煤、丁玲、严文井、何其芳等都为这个刊物写过稿。

  10月,奚原又发起组织业余文学团体山脉文学社,筹划出版铅印的《山脉文学》杂志。10月25日,奚原再次写信请毛泽东题写刊名。当时正在举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很忙,但仍在10月27日写了三个“山脉文学”供选用,并批示:“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因为毛泽东已经写了“山脉文学”,不便请他重写,后来没有更改刊名。

  奚原对这段经历十分珍视。198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过他的回忆文章,记述了毛泽东支持延安文学活动,为这两种刊物题写刊名的经过。

  三

  1939年5月,奚原进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到了新四军游击支队。这支战斗在豫皖苏鲁四省边界的部队,先后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八路军第4纵队,新四军第4师。奚原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先任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后来任师政治部宣传教育部宣传科科长。

  从1942年8月至1943年6月,奚原受师政治部委派,对铜山周围的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态势和地方政治、经济情况作调查研究。在10个月时间里,他换上便衣,深入民间,潜入日伪据点,越过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到了铜山、邳县、睢宁、萧县、灵璧、峄县、滕县、临城、沛县、丰县的一些地区,与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同志以及各界人士广泛交谈,写出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并对新四军应该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非常大胆又非常符合斗争实际。例如,他提出,由八路军领导的运河支队,应该改属新四军序列。

  运河支队是由峄县、滕县、铜山、邳县的一些抗日自卫武装合编组建的,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这里铁路、公路、运河交织,是徐州市的东北大门,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和全部城镇,国民党军和土顽也插足其间。运河支队处于日伪顽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艰难。

  1941年以后,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活动地区以陇海铁路为界,路南为新四军,路北为八路军。运河支队既然在路北,当然属于八路军指挥。但他们与直接上级鲁南军区机关相隔80公里,中间有好几道日伪封锁线,联系、指挥、供应都非常困难。而他们与新四军的邳睢铜地区只隔着一条陇海铁路。如果将运河支队改归新四军领导,就可以打破南北隔绝的状态,实现路南和路北的部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斗争局面必会大大改观。

  奚原与运河支队的同志多次讨论,还提出,沟通了这里的南北联系,可以开辟一条从新四军到延安的新交通线。以往新四军干部去延安,都是从陆路或海路先到山东的滨海区,再到抱犊崮区,再到微山湖畔,然后北上。路很长,也不安全。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等去延安学习,就是从苏北乘船去滨海区,在海上遭遇日军舰艇而牺牲的。中共邳睢铜地委书记李忠道去延安,本来与微山湖可称近邻,也是经淮海区、盐阜区、滨海区绕了一大圈,居然在微山湖的船上与奚原相逢。如果经运河支队到微山湖,路就近了许多。当然,这段路敌情也很复杂。奚原提出:“要把开辟新交通线和加强对日伪顽的斗争结合起来。”

  奚原的建议,不久就得到鲁南军区和新四军第4师的同意。这年9月,运河支队改编为峄滕铜邳县总队,隶属新四军第4师兼淮北军区的第3军分区。原运河支队政治委员纪华,任峄滕铜邳县县长兼县总队长。

  奚原给我讲过许多新四军第4师的人和事,但是从来没有提及他的这次历时十个月的艰险经历。如果不是档案里留下了他的调查报告,这段史实可能就湮没了。

  淮北军区第3军分区的政治委员,是1955年授海军中将的康志强。我在他的回忆录里读到,1940年9月运河支队改属新四军后,一条经峄滕铜邳县北上延安的新交通线随即开辟。由于做了争取伪军的工作,白天和夜晚都可以安全越过陇海铁路。这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走的就是这条新交通线。

  四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即将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胜利会师,准备攻打山东省会济南。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创办《人民前线》报,以便及时地直接地向指战员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前委的部署。奚原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处于战争激烈的特殊环境,报社非常精简,通联部由新华社前线分社兼任,发行部由野战军军邮总局兼任,报社的专职人员,实际上只有奚原和一位编辑、一位助理编辑。三个人既要联系作者,编辑稿件,撰写评论,校对清样,还要尽可能地上前线采访。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东野战军机关一再前移,报社也随同搬迁,从山东到安徽又到江苏。他们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一到宿营地,立即编稿排版,顾不上休息。

  《人民前线》报于1948年9月18日在山东曲阜创刊,出版到1949年3月31日,因为即将转入战略追击阶段,报纸印刷和发行都有困难,只得暂时休刊,改为出版《人民前线》杂志。

  在半年多时间里,《人民前线》报以主要篇幅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作了报道。奚原掌握报道方向,策划版面安排,审改全部来稿,还执笔写了多篇社论。创刊号的社论《光荣的战役开始了》,对攻济打援作了动员。济南战役结束,发表了社论《祝济南大捷》。紧接着又发表社论《发展胜利,英勇向前》,宣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的战略方针。淮海战役开始后,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对战役的每个阶段都作了有力的动员。社论《胜利了还要再胜利》,论述了第一阶段全歼黄伯韬兵团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争取更大胜利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纪律上的要求。社论《英勇战斗,克服困难,干脆彻底完全的歼灭邱李兵团》,社论《继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攻击,顽强阻击,全歼当面蒋匪军》,为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向担负不同任务的部队分别发出了号召。

  多年以后,奚原与我谈起这个时期的《人民前线》报,一再说,那些起了重大作用的社论,并不是他的作品,完全是前委的意图和野政(华东野战军政治部)领导人唐亮、钟期光的观点,他只是记录者。

  由人民大学撰写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对《人民前线》报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作了很高的评价,在详细介绍以后说:“这是《人民前线》报的光荣,也是部队报刊史的光荣”,“是我军报刊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也给我国现代报刊史增添了奇异的光彩”。我把这段话念给奚原听,他淡淡一笑说:“过誉了。”

  五

  1986年我参与编纂《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后来又主持撰写《新四军战史》,多次写信向奚原咨询新四军第4师及其前身的历史情况。那时奚原任军事科学院百科编辑室主任,正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紧接着又主持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工作非常忙,但仍是每信必复,详细地回答我的问题。我每次去北京,还会登门请教。他总是放下正在审改稿件的毛笔,欣然与我畅谈。

  前年我在《解放军报》上读到一篇介绍这两部军事百科的文章。文中提到,奚原为这两部辞书付出了大量心血,离职休养后还继续审改了许多条目的释文,但是却没有在书上署名,高风亮节,令人钦佩。我立即进书房查对,在这两部辞书长长的编审委员会名单和编写人员名单上,果然没有奚原的名字。

  奚原关心的是人民军队军战史研究的深入发展。1999年12月27日,他得知《新四军战史》以及《新四军征战日志》《新四军英烈志》已经中央军委审定出版,高兴地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作为新四军老战士表示祝贺和感谢。信里接着说:“新四军的历史内容异常丰富,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一部战史中,把各地区、各部队、各方面、各阶段的史实和问题全部详细地包罗进去。”“军战史上还有许多空白和争议尚未解决,战争经验和战争规律的探讨亦需进一步深入。”“建议在正史出版以后,趁热打铁,继续组织同志们把编撰过程中所考证的史实和探讨的问题,按专题分别加以整理,大到涉及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小至具体时间、地点、情节,充分引证原始资料,写成历史研究文章,或汇编成集,或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以促进军战史研究在现有基础上更好地发展。”

  奚原的勉励和嘱咐,是我晚年继续从事新四军历史研究的动力。只是《新四军战史》出版以后,编撰人员即已分散,不能再组织集体研究,有负前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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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大江南北 作者:丁 星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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