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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新四军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

  1937年秋,当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并在华北敌后实现战略展开时,新四军还处在筹建之中。1938年5月,当新四军开始向敌后挺进时,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影响巨大的论著中,他在对发展平原游击战争作出肯定回答后指出:“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新四军,这支由八省游击健儿组成的抗日新军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许。经历八年浴血奋战,到1945年秋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已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为30万人,杀敌战场从最初的“三南”(皖南、苏南和淮南)丘陵地带发展成地跨江淮河汉平原地区的华中解放区。人们在赞叹新四军的辉煌业绩时,也在寻求它发展壮大的原因。笔者深深感到,创新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创新让新四军完满证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创新源自对华中敌后战场的准确定位,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在苏北平原水网地区安家

  新四军最初的作战地域,是国民党划定的“三南”丘陵地带。这里是侵华日军重兵把守的南京近畿及长江两岸地区,在地理特征上是无险可守的低山丘陵地带。陈毅对苏南茅山曾有一段名言:“以前盘旋脑际、久思快游的茅山,一旦摆入眼帘,心中惊喜交集,喜的是部队安全挺进到达指定地区,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新四军正是在这样的战场位置上迈出了创新的第一步。尽管武器简陋、兵力单薄,新四军却不断创新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给日本侵略军以歼灭性打击。

  在淮南,罗炳辉创造了以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色的“梅花战术”。它的战术要点:一是部队宿营按三角形驻地部署,使任何一部分都能机动,并对敌实施反包围;二是便于部队疏散隐蔽,便于偷袭敌人;三是对来犯之敌实施多点打击。当敌人进到梅花桩式的阵地时,新四军可从两面、三面甚至四面同时攻击。罗炳辉运用“梅花战术”与敌人激战数十次,充分显示了游击战的威力。仅在南京北部的黄牛山反袭击战中,新四军就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重机枪4挺、轻机枪5挺、步枪40余支、掷弹筒2个及大量弹药。

  在皖南,新四军以阵地防御和运动防御坚决阻击日伪军对皖南的多次“扫荡”,不仅巩固了皖南的抗日前哨阵地,而且屏障了皖南重地徽州城。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亲临皖南,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还提出了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三项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

  1939年5月,以新四军第6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冲破国民党“三不准”即不准跨界越境活动,不准组织民众武装,不准建立地方政权的限制,把抗日游击战争推向苏锡淞沪地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江抗”从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焕然一新。其间,陈毅还冒着风险造访泰州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与“两李”达成新四军在长江北岸抗日的默契。1939年10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相继渡江北上,标志着新四军的创新意识,已由战术层面迈向战略高度。

  刘少奇来到华中敌后地区,通过调查研究,作出了“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的科学论断。刘少奇精辟指出,苏北地域辽阔,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欺压百姓,人民痛恨。群众欢迎新四军东进领导他们抗日。苏北又靠近山东,可以同八路军相互依托和策应。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

  一场“两军配合,三面行动,一举打开苏北局面”的伟大斗争在中原局领导下展开了。淮北的新四军第6支队、淮南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和苏南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都从各自的位置向苏北进军,而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以统战工作和军事斗争的创新,成为打开苏北局面的重要突击力量。

  郭村保卫战胜利后,陈毅派遣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赴泰州和谈,释放被俘官兵,发还部分枪支,归还郭村防地,使两李与新四军重修旧好,并协助新四军东进黄桥开辟新区。陈毅还争取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政治上孤立了反共顽固派韩德勤。

  新四军攻克姜堰后又主动撤离,赢得了人心,争取了两李和陈泰运的中立。当韩德勤一意孤行,大举向新四军进犯时,陈毅、粟裕又以大无畏的精神,部署黄桥自卫作战。新四军在兵力部署上更是出其不意,仅以四分之一兵力固守黄桥,而以四分之三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以收首歼强敌、速战速决之效。历时4天的黄桥决战,新四军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共歼韩军主力1.1万余人,连下海安、东台,开创了苏北抗日的新局面。1940年10月10日,乘胜北上的新四军与南下增援的八路军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狮子口胜利会师,共同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开辟华中抗日战场的战略任务,实现了苏北安家的战略目标。

  创新源自对经略华中的坚强决心,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打一场平原水网地区的持久战

  早在1937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时,就提出了“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1938年春,八路军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时,就在冀中平原、冀南平原开展了游击战争。与此比较,新四军在苏北平原创建华中根据地时间晚难度大。

  就在新四军、八路军共同打开了华中抗战局面之时,皖南事变发生了。为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从1941年到1943年的3年间,日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频繁发起进攻,“扫荡”规模愈来愈大,并从季候性“扫荡”,发展为驻扎“清剿”,直至利用伪军、伪政权实行“总力战”和分期分区“清乡”。新四军虽然已在平原水网地区安下了“家”,但能否胜利地坚持抗战,抗日的“家”能否兴旺发达,仍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1941年7月,日军出动包括独立混成第12旅团全部、第15师团和第17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17000兵力,对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大“扫荡”。日军下这么大的赌注,满以为可以一举歼灭新四军盐城军部和华中党政领导机关。可是,没想到只占领了盐城、阜宁等几座空城和交通要道。而新四军1师、3师以密切的战役协同,在苏北、苏中两大战略区痛击敌人。尤其是新四军1师主力以“围魏救赵”之计在南线攻城略地,全线出击,迫使日伪军抽兵南调。新四军3师乘机在北线发起5路反击。新四军不仅取得了丰硕战果,而且收获了平原水网地区反“扫荡”斗争的宝贵经验。

  日军从失败中尝到了新四军的厉害,于是收缩战线,重点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为了控制这一前哨阵地,日伪军一方面增设据点,加强封锁,分割压缩苏中根据地;一方面以“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轮番进攻,企图摧毁苏中根据地,围歼新四军1师主力。新四军1师以坚持原地斗争着眼,以看守好军部南大门为己任,对全区武装统一作了有纵深、有层次的部署。在与新四军盐城军部邻近的苏中二分区,以建立相对稳定的基本区为目的,采取积极争夺、坚决反击的方针,不让敌人分割、封锁和侵占根据地的阴谋得逞。新四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加强内外线配合,实施机动作战,向敌人的后方和弱点发起攻击,先后举行了石港攻坚战、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二窎歼灭战等战斗,同时把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接连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大“清剿”,胜利坚持了原地斗争。在苏中沿海地区,新四军1师组建了海防纵队,下辖三个团,控制了沿海港口和滨海地区,开辟了海上交通线,成为根据地的又一个后方基地。

  1942年1月,汪伪国民政府秉承日军的旨意,在徐州设立苏淮特区,企图用军事和政治的联合进攻,摧毁洪泽湖北岸的淮北、淮海两块抗日根据地。1942年11月中旬,以日军第17师团、独立第13旅团为主,加上伪军共11000余人,对淮北、淮海抗日根据地同时发起了大“扫荡”。新四军4师早已采取清剿湖匪的举措,把洪泽湖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的“内湖”。所以,新四军4师即以洪泽湖为依托,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主力转移至敌人进攻的侧后方寻机反击。经过近百次战斗、特别是在朱家岗反击战重创日军后,敌人被迫撤退。淮北军民赢得了33天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1941年7月,日伪首先对苏南东路根据地发起“实验清乡”。新四军6师师部暨18旅主力执行军部关于“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人的分区清乡”的指示,适时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开辟新区,虽然挫败了日伪消灭新四军主力的企图,但是,东路根据地遭受了很大损失。作为华中的第一次反“清乡”斗争,它的失利引起新四军领导的高度重视。从陈毅代军长到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总结经验,思考对策。面对反“清乡”斗争失利,新四军6师师长谭震林勇于承担责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经验教训。1941年11月,他应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邀请,向苏中三分区营以上干部作了题为《苏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为华中后来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最直接的战例。

  1943年春,当日伪“清乡”的又一个高潮到来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把握了反“清乡”斗争的规律,树立了打破日伪“清乡”的信心,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反“清乡”斗争。在苏南茅山、太滆“清乡”区,抗日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破坏竹篱笆封锁线的斗争,使敌人陷入“一无竹子、二无伕子”的尴尬境地。新四军主力和武工队实行内外线穿插,强攻日伪据点,捕杀特务汉奸,使日伪的“清乡”很快名存实亡。在苏南丹北区,新四军创新斗争策略,以掩护政策对付敌人的军事清剿,以合法斗争、秘密斗争对付敌人的政治建设,以“一二一”政策争取伪方人员为我所用,终于使这一连接大江南北的战略通道保持在新四军手中。在苏中四分区,抗日军民更以顽强的武装斗争、紧密配合的内外线斗争、气壮山河的火烧竹篱笆行动和神出鬼没的锄奸反特战果,使日伪志在必得的“清乡”“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化为泡影,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创新源自对战略机遇的及时把握,西进、南下、北上,在局部反攻中实现由分散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呈现节节胜利的形势。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强有力的攻势使日军失去了战略主动权。日军为了挽救其颓败,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集中40万兵力,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性进攻。国民党军在8个月的时间里,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片国土。面对时局的变化,毛泽东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

  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是一批目光远大、胸怀全局的优秀指挥员。他们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并坚决贯彻执行。他们还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执行中创新完善原先的作战部署。

  1944年3月,新四军1师抽调5个团兵力率先发起车桥战役。新四军采用机动突击、单刀直入、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秘密接近、迅速攻击等战术手段,对日军在车桥镇苦心经营的军事设施发起攻击。随着敌人增援部队不断到来,新四军将偷袭与强攻、进攻与阻击、分途开进与协同作战、主攻战场与牵制战场等各种作战形式周密组织起来,最终取得了攻坚打援的空前胜利,计歼日军460余人,伪军480余人。在车桥战役胜利的震撼下,敌人仓皇弃守车桥周边的大小据点。苏中、苏北、淮南三块根据地的联系进一步沟通,新四军机动回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1944年9月27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作战的条件,对苏浙皖边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当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已经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发展东南的前沿阵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决定以新四军第1师主力分批南下,会同16旅,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抗日根据地打通联系,然后相机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盟军登陆,造成新四军“破敌、收京、入沪”的局面。1944年12月和1945年4月,新四军1师主力分两批先后南下苏浙皖边区,1945年1月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粟裕、叶飞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苏浙军区各部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控制了浙江武康、德清等县城,开辟了莫干山区,接着又在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自卫反顽战役,打通了浙西与浙东的战略联系,形成了包括天目山在内的、地跨苏浙皖三省十几个县的新解放区。1945年10月,新四军苏浙军区从苏浙皖边区北撤返回苏中。在这一场历时10个月的战略进军中,新四军1师胜利完成了发展东南的任务。在政治上加重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筹码;在军事上发展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即新四军由此提前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四军3师奉命集结主力,担负起华中机动作战的任务。这时,新四军3师已发展到7万余人,不仅能在平原水网地区作战,而且对坚固设防的城镇也能发起攻坚作战。8月22日至9月22日,新四军3师发起两淮战役,解放淮阴、淮安,全歼伪军13000人,缴获大炮15门、轻重机枪180挺、长短枪8870余支等一大批军用物资。9月13日,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在途经淮南华中局驻地时,得知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同时,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军尚在大后方无力接管东北。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我军进军东北的良机。于是,他当即草拟电报,就目前局势和我军的军事方针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强调创建东北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到东北去。9月19日,党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确定新四军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上级关于率新四军3师主力开赴东北的命令,9月28日即率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000余人踏上进军东北的征程,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做出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新四军不愧为一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抗日铁军。初上征程,新四军即以抗日游击战的战术创新与日军浴血奋战,迅速实现了由红军游击队向抗日劲旅的转变。在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军事限共、反共的形势下,新四军别无选择地深入敌后,在江淮河汉的平原水网地区安下了抗日的“家”。新四军以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顽强地坚守了华中抗日阵地,用创新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在平原水网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科学预见。当战略反攻到来之时,新四军又紧紧地把握历史机遇,实现了由分散游击战争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从而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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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大江南北 作者:张 衡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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