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军人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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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桂（1926-),浙江义乌人，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八大队政工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农业银行总行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2年，正是日本侵略者大肆侵占浙江各地的时候，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刚16岁，对这种终日提心吊胆、贫困潦倒的生活感到厌倦和苦闷时，幸运地遇上了吴翠兰。当地村里的女孩子甚至妇女大嫂都称她为“翠兰姑婆”，有什么心事和烦恼愿意对她诉说，希望得到她的帮助。我也把自己苦难的家史一股脑儿地倒给她听，她同情地说：“在这种社会里，我们女人不如猪，不如牛！”她还叫我到义乌吴店来与她同住，靠做卷烟维持生活，每天进出的人很多。
这样，我与翠兰姑婆的接触多了，谈话的内容也更广泛了。她给我讲蔡特金争取妇女生存权利的曲折经历，讲秋瑾反封建视死如归的感人故事，讲她哥哥共产党员吴璋与国民党顽固势力斗争的惊险事迹，最后还讲了她在新四军军部女生八队的学习情况。
我后来才知道：吴翠兰受她哥哥的影响，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现在的家其实是党的地下联络站。但她一开始没有告诉我。
一次，我们聊到抗战初期曾在浙江各地出现的政工队，我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是卖狗皮膏药，当时教唱抗日歌曲，演讲抗日道理，还组织我们到乡下去宣传，可是日本人一来，他们就跑了！”翠兰姑婆听了，笑眯眯地说：“他们都到前线去了，有的就在山里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我高兴极了，立刻脱口而说：“他们在哪里？我跟他们打日本鬼子去！”翠兰姑婆笑得更开心了，问我：“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我们一有消息就往山上送，金华、兰溪经常有人来这里，他们是干什么的？”我这才有些明白：原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与山上游击队紧密联系的。她还说：“只要对抗战有益的事情，我们都做。我们还要组织妇女会、儿童团，我们会先把南平镇妇女会恢复起来，这些事，都是山里的同志领着我们干的。”我这才恍然大悟和无比自豪：我终于与政工队的人一起做抗日的事情了。慢慢地，我的活动范围广泛了，接触的人也更多了。
一天，我听到翠兰姑婆在批评一位同志：“……争地位，争名誉，拉小圈子，这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吗？”我一听到“共产党”，立即插嘴说：“谁是共产党？我听人说，共产党是红眼睛、绿眉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翠兰姑婆听了我的话，恼怒地看着我说：“你了解多少，怎么能这样说？”我轻轻地说：“这都是公民课上老师说的嘛。”从这以后，翠兰姑婆就指定我读《大众哲学》老百姓穷苦的原因》等书籍。我逐渐明白了：是封建、官僚害了我们国家，弄得国贫民穷，小日本也敢来欺负我们。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引导我们走向幸福的道路。从此，我就开始关注周围哪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员。
有一次，我忍不住地对翠兰姑婆说：“你肯定是共产党！”她只是微笑，并不作答。我突然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翠兰姑婆肯定地回答我：“你现在还不是，将来可以加入。”她还说：“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人类最先进的组织，参加的人必须是人类的先进分子，是彻底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人。”我顿时有一种失落感。翠兰姑婆接着说：“随着斗争的深入，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你一定能成为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北斗，是人民解放的指路明灯。”从此，“一定要加入共产党”，成为我越来越强烈的愿望。
不久，我得到了组织上要调我到新四军浙东纵队金萧支队去的消息，心里很急，就多次问翠兰姑婆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她的回答始终是：“要经过各种环境的考验。”后来，我调到金萧支队八大队政工队去了。我有时还会遇到她，就问我何时能入党？她还是那句话。我知道了，要真正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是很难的，可能要努力一辈子了，但是我仍决心去争取。我看见政工队有些队员参加工作不久就谈恋爱结婚，很看不起他们。
后来听说他们中还有人是共产党员，我就来气了，公开说：“她要是共产党员，我早就是党员了。”因此，我睁大眼睛找他们的不是。一次，我找到一个同志的“毛病”，就公开指责她：“你的做法像个共产党员吗？你是给党丢人……”我越说越气，越说越委屈。因为那时党是不公开的，我这样闹影响不好。负责人高潮狠狠地批评了我：“你的婚姻观是有些错误的，你自己不谈恋爱是你的自由，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男同志的求爱信贴到墙报上去，这是很损人的，你要向人家作检讨。”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我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与同志们搞好团结，更加积极地工作。
1943年，政工队改为民运队。一天，高潮同志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人党申请，由他与吴慧茵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
这时，我思想上反而感到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的不容易，有多少非党员的眼睛在盯着我呢！要时时刻刻想着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像自己佩服的共产党员那样做人，千万不要给党丢人。
（晨曦 整理）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