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与理想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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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明（1921),浙江宁波镇海人。1939年参加淞沪游击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江抗”一支队工作队队员、苏南地区锡北县张寨区工作队队长、区委书记和锡北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下关区区委妇联主任、无锡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浙江医科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我出生在上海，1937年夏，我高小毕业时，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我参加了女青年会抢救伤员的护士训练班和“民众救亡演说团”，常上大街进行抗日宣传和抗日救亡活动。之后还参加了“国难青年服务团”的“战地服务组”。
我家的邻居王仲夫是一位共产党员，见我十分爱国，参加过社会的抗日团体，就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金城银行“华联同乐会”。我每晚去参加同乐会的活动，听革命教育讲座，为抗日宣传刻铅板、印传单等。王仲夫借给我《西行漫记》《一个女兵的自传》等革命书籍，我阅读后萌发了赴延安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王仲夫向地下党组织汇报了我的情况，地下党组织派了一位李方明同志约我面谈，对我进行考察。我暗中收拾好了行装，做好离家准备。
1939年12月30日晚上，王仲夫来接我，因怕父亲担心，我没有和他告别就悄悄地出走了。我们乘轮船到青浦，找到了党领导下的以顾复生为团长的青浦抗日自卫团。翌年大年初一的清晨，那位考察我的李方明同志与一位姓邱的同志在室外方便时被敌人发现，邱同志奔逃时被敌人打死，李方明同志被捕。在经受各种酷刑之后，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其他只字未说，不久就被敌人残酷杀害，并砍头示众。我悲痛之极，更增强了抗日报仇的决心。
我和战友李毅到严家木桥村，在共产党办的一所村小学代课，学校是党的地下联络点。我白天教小学生读书，晚上则到各个村开展妇女活动，进行抗日宣传。1940年3月经过考察和朱一、李毅两位同志的介绍，我终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青浦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敌人常来扫荡和搜索，我们居无定所，经常转移。记得有一次，朱一、李毅和我三人在一户有着两个天井的人家落脚。当天半夜，敌人突然出现，把前后门都包围了，然后一间间地搜索，情况十分危急。老乡告诉我们，敌人来了，快起来做准备。朱一很老练，马上化装成老太婆在灶头生火烧饭。老乡让我和李毅再躺到床上装睡，并对我们说，如果敌人查问，你们就讲是在上海xx纱厂做工，回来过年的。这样才幸运躲过一劫。
同年4月14日，日寇开始对青浦进行大“扫荡”，形势突变，分散在当地的我们没有接到转移通知。凌晨，老乡将我们叫醒，往外一看，村子外来了大量的日本兵，满眼是日伪军和飘着的太阳旗，此地已无处藏身。我们趁黑冒险先撤到一片竹林里躲起来。
天亮了，日寇排着长队开始“扫荡”了，当地老百姓带着我们一起往荒野树林里跑。直到太阳落山，大家认为敌人已经走了，才慢慢向村庄走。临近村庄时，我们发现敌人并未离开，马上掉头就跑。我听见鬼子和伪军在我们身后大声喊叫：“不准跑，再跑就开枪！”我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拼命跑。当时想宁可被敌人打死，也绝不当俘虏。我用尽力气跑，只听身后的枪“啪啪”地响，敌人总算被我们甩掉了。
后来，老乡提出干脆就到这些伪军的据点黄渡去，他有亲戚在那里。第二天清晨我们渡江来到黄渡。老乡天天送情报给我们，可都是坏消息：严家木桥被日伪军扫荡，有些藏在草堆里的枪和书被抄走。又过了五六天，有消息说敌人要到黄渡镇来清查户口。
情况危急，我们决定离开黄渡，到上海找党组织。结果通过李毅的父亲帮助搞到了“良民证”，我们二人才顺利地离开了黄渡潜回上海。
李毅知道一个叫陈白的上海联络人，住在东方饭店附近的一座小阁楼里。果然，我们在那里找到他。他告诉我们，顾复生和其他领导都在某旅馆。但等我们赶去时，顾复生他们已经离开了。
但我和李毅都没有放弃寻找组织，我们白天逛马路，晚上就住在我父亲工作的休息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李毅在大世界附近，忽然碰到淞沪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张松年。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和游击队参谋长周达明一起第二天立即离开上海，前往抗日根据地常熟东塘市。
我们到了常熟东塘新四军江南抗日一支队。我看到有穿军装的女同志，就向组织要求去部队工作，周参谋长就介绍我和朱一去“新江抗”一支队。虽然离开了青浦，但那里的老百姓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永世难忘的，军民鱼水情深，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往事如烟，岁月履痕。一转眼80年过去了，如今我已是94岁的耄耋老人了。回想最初引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形象，是一本《西行漫记》，是它们让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我心里深深扎根，让我用青春和热忱跟着党闹革命，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祖国强盛的今天。青春与理想同行，党旗就在我心中。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