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一曲颂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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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其明（1930-),安徽无为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入党。1951年起从事电影音乐创作，曾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创作了60多部电影、200多部（集）电视剧的音乐，还有10多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2011年荣获第八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2021年6月，荣获中共中央颁授的“七一勋章”。
谈起《红旗颂》的诞生，就要提到1965年2月的一次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会议。在由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我组成的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的会议上，鉴于各演出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中，有质量的歌颂党和祖国的作品并不多，会议决定交给当时年轻的我一项重大的任务：赶写一部歌颂祖国、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指挥家黄贻钧还建议曲名就定为《红旗颂》。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重担，我感到既兴奋又紧张，担心时间紧、任务重，怕难以完成。但面对这么多老前辈的信任、鼓励和厚望，又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我从小就向往红旗，可以说，是在红旗下长大的。1940年，我只有10岁时就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的伟大洪流中，先后在新四军二师和七师的文工团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战火洗礼。长期革命斗争和艺术实践的锻炼和熏陶，熔铸了我的革命精神和意志，也赋予我血与火、爱与恨的乐思。九年之后，亲历了新中国诞生的喜悦和激动，红旗在我眼中已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红旗是革命的象征，红旗是胜利的标志，是红旗指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当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广场上国歌嘹亮、礼炮齐鸣、人群如潮、红旗似海。这一无比激动的时刻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红旗，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看到它，就想起无数革命志士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吕惠生。正是他们的鲜血，才使红旗鲜艳夺目，令人肃然起敬。想到这些，不禁使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我是革命者的后代，也经受过长期艰苦斗争的锻炼，所有这一切，促使我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日夜拼搏，用激情、灵感，和着泪水写就了气势磅礴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始料不及的是，《红旗颂》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群众极为热烈的欢迎和喜爱。不但国内有50多个专业团体经常演出，而且在世界上也很受欢迎，在维也纳、纽约、布达佩斯、莫斯科等著名音乐圣地也有上演。由于问世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红旗颂》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选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红旗颂》的广泛流传和经久不衰，受到了拍卖行业的重视。2006年西安拍卖会，有家国际拍卖公司看中了《红旗颂》和《梁祝》，派人来上海游说我参加拍卖，他们愿意出相当高的价格收买，并说已有作品同意参加拍卖了。我对他们说，《红旗颂》我不拍卖，你们出再高的价格都不卖。《红旗颂》和其他作品情况不一样，它不是普通的作品，也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了，而是人民和国家的财富。现在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各种场合都在用。假如拍卖了，任何演出都要通过他们买家同意，命运就掌握在人家手里。我如果卖的话，卖的就不是《红旗颂》，而是我的良心了。我是有责任保卫《红旗颂》这部作品的。最终他们只得无功而返。
还有一次，两个朋友到我家里来，要我允许他们把《红旗颂》改编成正在流行的轻音乐，说这样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爱好。他们说可以出高价，并可预付我好几万元定金。他们这个要求被我一口否决。我说，再高的经济利益也不行！我有我的党性原则，决不能在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只看经济利益而不考虑政治因素。
《红旗颂》寄托了我和广大音乐爱好者太多的情感，已经是我生命不可分开的一部分了，它是我人生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华彩乐章。
（廖方民 整理）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