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军经历
宋义仁(1920-),江苏扬州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入党。曾任川沙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我出生于江苏扬州。7时父母相继去世,只有一个舅舅和我相依为命。为了生计,我十多岁就为地主放牛,为资本家做童工,皮鞭和拳脚从此就伴随着我苦难的童年。
1939年底,日寇的兽蹄践踏了我的家乡,战争的灾难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失业了。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每天还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辱的种种暴行,我心中充满了仇恨和怒火。要报仇,就要去当兵。我和其他几个志同道合的失意青年共同商量出路。但参加什么军队呢?到哪儿去参军呢?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既有国民党的政府军,也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国民党军兵强马壮,人马百万,但太腐败,打鬼子不行,只会欺压老百姓,太失人心。而共产党的部队虽然武器差、兵马少,但他们爱护老百姓,真心抗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去投奔新四军。1940年7月10日夜,我们六个怀着救国救难决心的热血青年,徒步穿越十几里的崎岖小路,来到天长县,找到了新四军淮南军分区三区二师独二团九连。
当连长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时,我说:“我是孤儿,家中只有一个舅舅。出来时怕他不答应,没敢告诉他。”连长一听就说:“参加革命队伍我们欢迎,但一定要征得家人的同意。打仗既很危险又很艰苦,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一听急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回去,一是怕他不同意我参军,二是怕再也找不到队伍。我对着连长软磨硬泡,最后连长请示了上级获得批准后才收留了我。
新兵集训才八天,日伪就纠集了七八百人分几路向我们扫荡袭来,我们新兵马上被分下连队。我被编在九班,但还没领到军装,武器也只有一支老套筒土枪。我连的任务是正面阻击敌人,掩护机关和老百姓转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战斗一开始就异常残酷,我只听到耳边呼呼的子弹声,看到因爆炸而扬起的滚滚尘土,敌人的火力完全压制了我们。面对着装备精良、人马众多的强敌,我第一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
我几次急得想冲出去,但老兵死死地压住了我,并告诉我:“你现在体验一下战场的气氛,仗有你打的。”完成阻击任务后,我们运用了毛主席所讲的运动战,不断骚扰和消耗敌人,经过九天九夜的较量,敌人撤回了据点,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我们连伤亡了十几位战友,我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死神其实离我们很近。在战后总结会上,首长和同志们都肯定了我们新同志的勇敢和不怕死,但也指出了我的急躁和莽撞。
1941年7月,我入了党,在这之后九年的烽火岁月里,我参加了大小几十次的战斗,如一夜奔袭一百多华里拔除大仪镇敌据点、金牛山大会战、洪泽湖剿匪战、三河集攻坚战等。在战斗中我受过轻,荣立过三等功,还得到过钢笔、日记本、衬衫等奖品。
由于战争形势和工的需要,党给了我这个穷孩子上学的机会。我在1944年初进二师五旅教导队,学习文化知识。抗战胜利后,我经过半年多的培训,先后被调到军分区粮食部门、苏皖边区政府财贸部门、地方土改工作队,1948年4月又被编入南下干部一大队,1949年2月被编入华野三十三军南下渡江十大队第一梯队。1949年5月,我们军管会开进了上海这座当时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