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五千万元钱是怎么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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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优（1924-2019),浙江奉化人。1941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歌剧院院长、党委书记等职。
1950年底，我们二十三军六十九师驻防上海嘉定罗店。一天，师政委张孤梅把我叫去，说：“张科长，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部队文化生活枯燥，住在大城市边上，却没有电影看，下边反映不少。我要你去上海市区采购一台电影放映机，包括一套发电机和电影机放映所需的一套工具。另外，再聘请一位放映电影及维护发电机的工人，放映员要会修机器。总之一句话，我让后勤部拨给你一亿五千万（旧币），限时三个月，至多四个月，我全师部队要看到你买来的机子放电影！”我听了政委交代的任务，心里怦怦直跳，说：“政委，这个任务比打敌人山头还难！我虽是在上海长大的，但那时还是个小孩，从来没买过如此大件的东西。何况还不是买一件，这一套加起来等于一个小影院。我怕是办不好这件事。”“什么话！你从来打仗勇敢，工作刻苦努力，品德也是优秀的。我一亿多钱交给你，是对你极大的信任。你把打孟良崮的勇气拿出来，为全师指战员办一件大好事吧！”张政委十分坚决肯定地说，“不要以为只有打仗苦，平时有些任务，也是要拼命精神才能完成的。我已和后勤部长讲过，你马上就可以去领款。工作不许讨价还价，我下达的也是战斗任务。”政委态度这么坚决，这么严肃，我只好表态：“报告首长，我知道了，克服千难万险，坚决完成任务。”当我表了态，接受任务后，政委又严肃地讲：“任务下达了，钱也给了你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亿五千万元，钱怎么用？不能受人骗。不懂机器，要去学，现在美国人对我国封锁，我也调查过，新机器是买不到的，只能买旧货。外面投机商人多，我给你两句话：个人廉洁，不吃大亏；提高警惕，不受引诱。 ”“谢谢政委信任。我今日领款，明日启程去上海。”政委又说：“我给你两个关系。一个是黄源同志，你可去华东局找他；一个是二十军五十八师宣传科长宋丹，他在上海治淮指挥部参加军管。他俩也许有一点采购线索。最后还有一句话，你需要车子，可告诉我，我的吉普车，给你用几天。”于是，我到师后勤部财务科开了一张一亿五千万元的支票，第二天就去上海了。
我到了上海以后，先到了华东局，可找不到黄源同志。然后到上海治淮指挥部，找到了宋丹。我要他给我介绍一个能买到电影放映机的关系，宋丹同志很爽快，和我约好时间，到上海唯一的国营电影院国际大戏院去找关系。到了国际大戏院放映室，宋丹介绍了一位四十几岁的陈师傅。
陈师傅对电影机非常熟悉。我提出要求后，他知道我是军人，一口气给我讲了两小时课，包括电影放映机的种类、世界各国的品牌、二级市场形势、基本价格、如何讨价还价、如何鉴别好坏……讲完电影放映机，又讲发电机，什么叫容电量kVA(千伏安）、多少kVA合适……他怕我听不懂，拿汽车大道奇发动机举例，比如说十轮卡大道奇的发动机，是10个kVA,这个容量在农村放映电影及广场用灯都可以解决，但是，他说，既要好，又要价格公道，那就要等机会，因为市场上现货是没有的。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带我到上海各电影院找熟人、跑关系、跑行情，如东海电影院、浙江电影院、金门电影院等都去过。
我自己一个人每天泡在北京东路看发电机，到处学到处问，几乎跑了两个月，学到了不少知识。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总算有眉目了。
我相中的那台电影放映机是一台英国造的皮包机，开价8000万元。我找地方试放，了解新旧程度、机器的毛病，最后杀到6500万元成交。发电机2800万元，也杀了价，试用了一周。
说起付款，现在说来真是太笑话，我又没经过商，又不懂支票，我问客户，要现款，还是支票？客户讲，最好是现金。我就一个人跑到外滩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了后勤部领来的一张支票，要领现金。银行工作人员一看这么大的金额，问：“你一定要现金吗？”我说：“我要采购许多东西，一定要现金。”“你带什么用具、车辆来的？”“我什么也没有带。”“那我告诉你，你先去找一辆车，然后买几只麻袋，估计你的钱要三只麻袋才能装下！”我说：“那我今天不拿了，下次再来。”当天我回到罗店，把师首长的吉普车开到上海，然后去北京路买了四只麻袋。到了外滩银行，手续很简单。我把支票给他，花了一个小时，一亿五千万元钞票就装到了四只麻袋里。我和司机二人抬上吉普，一口气拉到我淮海路表姐家里。家里人一见大吃一惊，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钞票！我问表姐，家中安全吗？表姐说，我们楼上楼下住的是外国人，平时邻居很少接触，绝对安全。
我就用这样的“土办法”，把电影放映机、发电机的钱款给付了。生做成，卖主要送我一只小蔡司照相机以表感谢，我心里虽然很喜欢这只照相机，但是我知道这样送东西是贿赂行为，决不可接受。对方又说，业务办成请你吃一顿饭吧！我说：“不可以。我们是解放军，不许拿人民一针一线，何况吃饭？”商人又说：“明早请你吃早茶。”我说：“解放军一丝不苟，一尘不染。谢谢了。”旁边国际大戏院的那位陈师傅说：“你是真正的解放军！”我笑了笑回答：“我从来没有冒牌过！”接下来在第三个月，我请了三位师傅，两位是放映员，一位是修发电机的。再就是买银幕及各式各样的修理工具、易损零配件，总共开出300多张发票。我去买东西时，总要先弄清每张发票的真伪，并按照当时税务制度规定，要贴上印花税。
前后花了96天时间，我胜利地完成了这次采购任务。回来后做三件事：一向张政委汇报采购经过、账目情况。二是把机器、人员交给宣传科有关人员负责管理，并在当晚放映由我租回的电影《翠岗红旗》青年大会师》和《桥》。部队官兵看了电影皆大欢喜。三是向后勤部报了账。账目反复核对四遍，余款交回，无错、漏账。
我唯一的失误是在表姐家停车时，晚上不小心，被偷走车上一只垫子和一桶汽油。这件事，我向政委和管理科作了书面检讨。不久，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当时在动用公款一亿元的人中，能抓出两只“小老虎”（即贪污分子）。我动用了一亿五千万元，负责搞运动的人排查摸底，认为我肯定有贪污。于是从机关抽了三名财务干部，到上海查了整整20天，把我报销的300多张发票一张张反复查。最后，经运动办公室反复验证，我完全清白，毫无问题，总算解脱了。经此一事，我反而得到提拔，从原来的副科长提升为科长，行政级别也从正营级提升到了准团级。
一场可能发生的风波由于我的“廉洁自律”而悄然平息。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