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住嘴真有那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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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
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第二副军长。
任质斌（1915-1998),山东即墨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
老百姓对如今官场上大吃大喝的奢靡之风深恶痛绝，但又觉得积重难返，无可奈何。二十多年来，不知听多少人说：“几十份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一百多份红头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经过漫长的期待以后，2013年春节起，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在中央的决心整治下，开始把嘴管住了。至于说是不是一阵风，是不是能持久，人们还在观望中。
那么，嘴巴真的就那么难管吗？未必！
本文介绍曾任新四军师级领导的五位老同志是如何对待吃饭问题的。其中有两个故事是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两个故事是我亲眼看到的，还有一件既是听来的又是看见的。先说既是听来的又是看见的这一件。不过，因为担心节外生枝，惹出麻烦事，姑且隐去姓名，其他四位都讲出真名实姓。
豪宴“吓”死了一位老首长
有位红十四军的老领导，参加过长征，吃过草根树皮。他当过野战军的后勤司令，经手调度了几十万大军的供应、给养，可是，他自己的“给养”却并不好。1961年初我随他下乡，他在公社食堂和生产队食堂与农民一样顿顿吃草头，天天喝豆瓣汤，没有半点特殊。
1988年，他到某省检查工作。省领导热情设宴，招待他这位老上级。宴会开始，他一看场面之大、规格之高，大为吃惊。面对着满桌的佳肴美味，他食不甘味，难以下咽，简单吃几口以后就回到住地，突“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而逝世。讣告上，官方的这些用词是准确的。问题是，怎么会“引发心脏病”？据我所知，他回到住地后嘴里反复念叨：“这样大吃大喝怎么行？这样吃法是要出问题的！”说着说着便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要我说，他是被这种奢靡之风“吓”死的。他是在担忧，这样下去是要亡党亡国的！
彭雪枫在野地里过年
下面的故事是我大舅纵翰民说给我听的。事情可能发生在1941或1942年。
那时，豫皖苏地区的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顿细粮。平时，从秋收开始就吃粗粮，一直吃到第二年收麦子。在我们儿童团课本里有首民歌，题目是《穷光蛋娶妻》：“头一天吃的麦子面，第二天吃的地瓜蛋，第三天吃的瞪眼看。穷光蛋饿倒了，花媳妇饿跑了。”可见那时候吃麦子面有多难！
新四军是住在百姓家里的。豫皖苏的人热情、好客，好吃的东西总是送给新四军吃。过年的时候，农民才杀个鸡，几家合起来杀一头猪，宰一只羊，吃一点麦子面。如果四师的人在春节时继续留在农民家中，你不想与农民分享、共享，也得分享、共享。天下人的胃口都一样，咱们四师的抗日健儿又何尝不知道肉是香的，细粮是容易往肚里咽的！
可是，彭雪枫、吴芝圃，还有独立旅旅长我大舅纵翰民，他们商量不在老百姓家过年。可这又不能直说，直说了老百姓不会放他们走。于是，四师官兵便谎称“有任务”，要离开。既然“有任务”，大家就不好阻拦。问题是把部队带到哪里呢？要知道，哪里都有老百姓，只有待在野地里才不会“扰民”。我们可爱的四师的官兵就这样在寒风刺骨中过了三天。
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新四军在田野里过年的故事便在豫皖苏大地上传开了。英雄事迹的传播速度比电波还快，英雄事迹的号召力比春雷更响亮。
罗炳辉打鸟做思想工作
父亲跟我讲过二师师长罗炳辉的一个故事。二师里有位上海来的女兵，枪法很准，有勇有谋，打死过好多日本鬼子，缺点就是瞧不起人，把连长、营长都不放在眼里。事情传到了罗炳辉师长耳朵里。罗师长把她叫到师部，留她吃午饭。
她自然很高兴，沾沾自喜，愈加自傲。饭后，罗师长约她一起到田间小路上散步。忽见天上有只大鸟飞过。
“你把它打下来！”罗师长指着大鸟对上海女兵讲。
“师长，我没这个能力。”女兵看了看天上的飞鸟，怯怯地说。
“你们连长、营长都说你水平高，有这个能力！”
罗师长见女兵直摇头，便掏出枪来。那只大鸟飞远了，又飞来一只大鸟。罗师长“叭”的一声，大鸟落了下来。上海女兵眼里闪灼着敬畏的目光。
罗师长叫上海女兵把大鸟捡起来，带回连里解解馋，然后对女兵说了些“学无止境，不能自满”的道理。女兵心悦诚服，从此不再骄傲，成为优秀人才。
“打铁还得自身硬”，罗师长这一枪打得好，这顿饭也没白请。
任质斌爱吃大食堂
曾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的任质斌，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同时兼我所在的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主任。他作风极为朴实。
那时，机关的吴兴路食堂分楼上楼下，楼上是高干餐厅，楼下是普通干部的食堂。不用说，任质斌是有资格到楼上就餐的。可是，他吃饭并不固定。他喜欢利用吃饭时间与人谈话、商量工作，所以，需要同楼上的人谈话，他就到楼上吃饭；需要同楼下的人讨论，他就到楼下吃饭。吃饭服从工作。在楼下吃饭时，他的座位也不固定。见我们小干部桌子边上有空，他就坐在我们旁边。倘若我们桌子边没空，他桌子边有空，他会招呼我们换到他身边去坐、去谈。晚饭他一般是回家吃的，也许是因为家里没什么菜吧，他往往是叫家里人从我们楼下买点菜带回家。可见，那时大、小干部之间虽有差别，但是差别甚微。
曾希圣的“特殊化”－吃烂饭
曾任新四军五师政委兼师长曾希圣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1964年我曾随他到上海奉贤胡桥公社孙桥大队搞“四清”。他在访贫问苦、深入调查之余，还在门前河边种了一片油菜。他在一封题为《好中求快》（意思是“四清”应该赶紧结束）的致毛主席、刘少奇并报中央的信的末尾，讲了他种多少面积、多少棵、产了多少油菜籽，还对毛主席说了“面积不大，没代表性”这么一句。
当时，曾希圣在“四清”工作队中化名“余勉”，身份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可是，参加工作队的复旦大学的大学生看他气度不凡，分析能力强，不像一般教授。他们问我，余勉是不是大领导？我不便说破，他们就来个激将法，向工作队队长葛非提意见：“为什么余教授不和我们复旦的教授一同吃饭？”葛非曾当过新四军七师的机要员，眼光敏锐，穿透力强，知道大学生“醉翁之意不在酒”，便故意逗他们：“余勉不是和教授、大学生吃的一样吗？”大学生回答：“不一样。”葛非说：“咱们吃干饭，余勉吃烂饭，烂饭不如干饭呀……”是的，曾希圣因为胃不好，不能吃我们爱吃的干饭。他要吃那种水加得很多的烂干饭。这就是他的“特殊化”吧。
筷子底下见人格。这几位前辈在“吃饭”这件小事上表现出的克己奉公、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高风亮节，正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今天能把它弃之不顾吗？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