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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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征夫（1920-),江苏扬州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人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时任区长、武工队队长。
我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至今党龄也有七十多年了。我这一生碰到过无数次的困难与挫折，其中最艰难的一次是在反“清乡”斗争中。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靠的就是理想和信念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3年我在丹阳县政府当秘书。鬼子在苏南茅山开展“清乡”后，原来的县长调走了，组织上让我这个“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
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安排。于是，我担任了延陵中心区区长兼武工队队长，辖区离丹阳十五公里，有二十多万人口。当时我手下只有七个人、两支半枪。所谓“两支半枪”，是指我有一支驳壳枪，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也同样有一支，而“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非常严峻。在我们周围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十二个，有两千多兵力。我们当时年纪都很轻，我也只有二十三岁，军事斗争的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一开始，来势非常凶猛。由于我们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所以敌人十分疯狂，想尽办法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敌人出动三千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让他扑个空。
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队长是我，就出布告：抓到范征夫赏十万伪币；投降的赏五千伪币。要是有人敢掩护新四军，就要烧掉整个村庄，还要杀人。有一段时期我们七个人饭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老百姓家里还不能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子，敌人就会来烧老百姓的房子、杀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而被敌人活活打死。
1943年的三四月份那段间特别艰苦。我们开了党小组会，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是不进村庄；第二是不住民房；第三是不吃民食。我们就住在破庙里头，住在坟山堆里，还有芦苇荡里，就是河里长芦苇的地方，下面是水，我们把头伸在上面。这段时间我们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么危险，看到我们个个骨瘦如柴，心里也难过。大家就动脑子、想办法。还是老百姓有智慧。他们假装祭祖、祭土地爷，白天带点小馒头、带点糕，去上香祭拜，走后这些糕点实际上就留给我们吃。有时他们在坟上祭祖，放点糕再放几条破棉絮，留给我们夜里御寒。老百姓这样千方百计帮助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老百姓真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我这一辈子对“鱼水情深”这四个字从未体会得如此之深。如果没有老百姓，不要说被敌人打死，就是冻也冻死了、饿也饿死了。
我们认为，在延陵地区，有两面旗帜决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七个人就代表着这两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封锁下，靠的就是对党的信念，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现在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在垂死挣扎，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只要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熬过黑暗，黎明就会来到。记得地委书记当初曾对我说，如果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5月份以后，情况稍为好转了一点。敌人的兵力抽走了一部分，我们就集中起来活动了。头一次活动地点是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包甲村。我们正在那里找保长、甲长开会，征收公粮，还没讲几句话，鬼子就进村了，大概有几十个鬼子，一挺轻机枪。鬼子一进村，汉奸大喊：“不许走。”怎么办？我们手里虽然有枪，但不能打，一打鬼子就要烧老百姓房子。只能想法突围。副区长在我前面，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子弹从我身边擦过，把副区长身上打了四个洞。我们赶紧滚到旁边麦田里去，我把衣服撕下来给他包扎止血，再请老百姓连夜把他送出“篱笆”封锁线。
后来有人向我报告，说我们这次遇袭是一个名叫贡坤坤的汉奸告的密。这个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抓捕我们的军属、抗属、共产党员，群众对他恨得要死。于是我带了几个队员，晚上悄悄摸到镇上。我们谎称是宪兵队的人，到他家叫门：“前田队长找你有事。”这个汉奸一听，赶紧披了衣服，点了煤油灯出来。一看到是我，心知不妙，马上跪在地上叫：“区长饶命！”我说：“你认贼作父，干了很多坏事，人民政府今天要依法处理你。”我们几个队员就把他像死猪一样拖出去崩了，还留了一张大布告，历数贡坤坤认贼作父、迫害百姓、敲诈勒索，特别是向鬼子告密的罪行，宣布对其严惩。
后来，我们又打死几个特工，缴到几支短枪，还到丹阳城门口抓了几个伪警察。这样一来，消息四面八方传开了。茶馆、酒店到处都在谈论，老百姓伸出四个手指悄悄说：“新四军没有走啊，还在啊。你看，鬼子清乡清了半天，新四军没有被清掉，这些伪镇长、汉奸、特工都被新四军搞掉了。”到了6月份形势好转了，我们武工队也已发展到十几个人，短枪也有十几支了。反“清乡”斗争这个时期是对我人生的严重考验，我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武工队队长，经常带了驳壳枪去战斗，到街上去打汉奸、捉特务，不能用枪打时，就用刺刀捅。1943年6月22日，主力部队进入清乡区延陵据点，延陵据点是敌人清乡指挥中心，我带头冲进去，取得全歼延陵伪军二百五十人的大胜利。
除了武装斗争，我们还做统战工作。当地有两个汉奸头面人物。一个叫贡友三，是个知名人士，他的儿子贡振钧是帮会头子，手下有几百个徒弟。当时延陵区伪区长一职好多人不敢干，就他想干。我写信给贡友三，警告他立即阻止他儿子当伪区长，否则按“国法论处”。第二个人叫贡树荣，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有上千亩土地，他要当伪自卫团长。我就带了人上门找他，吓得他连连保证说，决不当伪职。一个伪区长不许干，一个伪自卫团长没敢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延陵地区的伪化就基本上制止了。事后很多伪乡长、伪镇长都写信给我，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10月，我们又进行了反封锁，火烧竹篱笆。地委在茅山顶上举火为号，茅山的各个县，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等一起行动，同时举火烧竹篱笆，把鬼子的封锁线烧毁。一下子，火龙腾空而起，把半边天映得通红。大家真高兴啊，这一把火，就把鬼子“清乡”最后的标志给消灭掉了。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后来回忆说：“苏南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范征夫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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