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

        陈昌吉（1914-1982),浙江镇海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皖南新四军军部印刷所所长等职。生前为上海投资信托公司顾问。

        陈重重是陈昌吉的女儿。

        父亲陈昌吉是上海煤炭业的传奇人物之一。父亲的姨父是上海煤业巨子刘鸿生先生，由于这一特殊的身份，父亲为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以及上海人民与根据地、解放区的联系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在1938年至1939年期间，父亲陈昌吉受军部委派，先后两次陪领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去皖南军部慰问新四军。其中最为惊险的是陪领第二批以团长吴大琨、副团长殷扬（杨帆）为首的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民众慰劳团赴皖南。

        离开上海的那天晚上，大家三三两两，悄悄汇聚到十六铺码头，有的扮作年轻夫妇，有的装成小商小贩，还有的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像是走亲访友。他们假装互不认识，混杂在拥挤的旅客群中，在一位胸前挂有红十字会徽章的人的暗示下，鱼贯而入，登上了开往温州的“飞康”轮。戴徽章的人西装革履，年轻英俊，举止潇洒，外表看像个医务名流，此人就是我的父亲陈昌吉，他是新四军军部派来的地下联络交通员。

        半夜，轮船近吴淞口时，父亲到各舱转了一圈，示意大家各就各位，作好“闯关”的准备，以防日军突袭检查。不出所料，没过多久，一艘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巡逻艇向“飞康”轮快速追来，“哇啦哇啦”地叫喊，勒令停船检查。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上船后，通过翻译声称船上有游击队，命令旅客不管男女老少，都到甲板上排队接受检查。

        日本宪兵先看手相，再查行李，想从手上的手茧来发现谁是新四军、游击队。幸好大家都是文化人，没有手茧。在随后检查行李时，父亲也早已作了周密的安排，将慰劳团所带的宣传品、照片、医药用品、汽车零部件以及印刷厂用的原材料等，提前在爱国船员的掩护下，藏入舱底和煤堆等不显眼的地方。

        父亲机智勇敢，不动声色，再三声明不知道什么是游击队，还不紧不慢地出示了红字会证件，在随身的箱子里，也只剩一些棉花、纱布之类。开始日本人说要带走父亲陈昌吉和部分人员，僵持了一段时间后，翻译说不要带走人了。原来那个翻译是父亲小时候同住一起的邻居，在翻译与日本人上船时，父亲趁人不注意，轻声叫了一声“张家伯伯”，打了个招呼。

        当时翻译没有作声，只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在船上就像电影《51号兵站》中的“小老大”，随机应变，与日伪周旋。最后，日本人没抓着什么把柄，又有红十字会证件作护身符，父亲他们有惊无险地过了关。

        后来船到温州，经青田、金华，途中又多次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也都被父亲机智地应对过去。他们最终顺利到达目的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由父亲陈昌吉陪领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还有王纪华、姜平、朱立波、陈琼瓒、姚惠滋、陈言、夏征农、高敏等各界人士，以及著名的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的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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