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脱身

        叶钟英（1922-),湖南长沙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到新四军军部。1985年在上海安全部门离休。

        我父亲叶江，1930年任党中央巡视员，1931年在湖南长沙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从此母亲带着我和姐姐隐姓埋名生活在长沙。1937年抗日战争爆。一年后，长沙有了八路军办事处。身为共产党家属的母亲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全家参加革命的要求。负责人王银波接受了母亲的请求，安排我们去了延安。

        由于我们是烈士家属，读过书，也有在白区生活的经历，组织上安排我们从事地下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训，我们都被分别派了出去。我和母亲被派到上海，姐姐则到北方的一个城市。

        1940年我和母亲从延安出发，到桂林，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李克农报到。李克农安排我们母女作为周恩来的随从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再从重庆坐汽车经过贵阳去香港。当时香港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道路被封锁，汽车开到香港外围就进不去了。我们母女俩只好赶紧返回桂林，再坐飞机进了香港。到香港见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具体安排我们去上海的事宜。我当时穿的是一身蓝布衫，看上去就像是个学生。潘汉年说：到上海这样打扮不行，就给我们母女做了几身花花绿绿的衣裳，这才让我们母女坐车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地下党有人来接应，安排我们在黄陂南路福熙村48号居住。这是一幢老式的弄堂房，不算很热闹，比较适合我们开展工作。由于晚上无线电台要开机联络，用电量比较大，工作时亭子间的电灯会由于电压不稳而暗下来，一暗一暗的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亭子间里安排了我们的一位男同志住在里面。后来组织上让这位同志学习了无线电修理技术，以便在无线电台发生故障的时候能应急处理。二楼住的是一个资本家，他家的两个保姆晚上都睡在过道上。

        我负责的无线电台开始是准备跟延安联络的，可是开机后怎么联络不上，为我急得直哭。心想组织上安排我跟延安联络，现在住宿都安顿好了，电台也架设好了，可就是联系不上，这可怎么办？我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能向组织汇报。上级派来了一个叫“小李”的同志，他来检查试机后得出的结论是功率不够。后来我知道“小李”同志的真实名字叫刘人寿，也是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的。向组织汇报故障原因后，组织上决定我这部电台的联络方向改为香港。

        每天晚上我都收发电报，第二天白天我母亲到复兴公园去接头，交换收发的电报。工作是开展了，可是天线的架设比较引人注目。当时是把天线架设在朝北的晒台上，支在晒衣服的柱子上。过了一段时间就发觉有人关心起这里住的是什么人了，有时还有陌生人上来说是找人，有时是有人来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等等。

        后来发现日本鬼子的无线电测向车就停在马路边的弄堂口了。我估计情况不妙，就把这个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上级听了我的汇报后就叫我立即撤出，并把我们母女安排到劳勃生路，即现在的长寿路大自鸣钟附近一个倾向我党的人家暂住。

        就在我们搬出后没几天，福熙村48号就被抄了。好在那位男同志警惕性高，早就在木板墙的支柱中挖好一个洞，把电台拆散藏在里面。敌人来翻来翻去，光人一个，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有证据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暗中派人盯他的哨。

        我们人是撤出来了，但工作却无法开展了。为此我就想去找那位男同志了解一下情况。有一天，我走到接头的杜美路（现在叫东湖路），看到那位男同志从对面走过来。当他走近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使了个眼色。我看到他使眼色，就估计有问题了。我也没吱声，没跟他打招呼，而是扫了一下他的身后，看到有人跟着他。

        我就眼睛看都没有朝他看地跟他擦肩而过，径直向前走去，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们电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就站在杜美大戏院即现在的东湖电影院外面看海报。他可能也猜到我想知道情况，就又从我身后走过，轻声地说：“昨天晚上来了，你别说话。”听了他这句话，我就慢慢地离开了，以后他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了。

        1942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和母亲坐船撤离上海。到了新四军军部，我被分配到胡立教的手下工作。

（程晓明根据访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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