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战斗

　　　　钱关林（1930-),江苏海门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副书记，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等职。

　　　　1948年9月，我考进了麦伦中学（现继光高级中学），上初三。不久光荣地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在入队、入党前后，我担负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散发革命传单。

　　　　1949年1月的一天，麦伦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陈一心同志单线约我至学校东北角的亭子里与我秘密谈话。当时，解放军在战场上已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但困兽犹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号“飞行堡垒”的捕人囚车在马路上不时呼啸而过，特务四处抓人，特刑庭滥杀无辜。陈一心同志在谈话中，一面给我分析解放军胜利的形势，一面又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地下新民主主义少年先锋队。我听后十分激动，当场表示要求参加。他又布置我明天和金绍华同学一起去散发革命传单，我欣然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有组织活动，有些年龄大的同学还假扮成夫妻作掩护。我和金绍华一起事先把传单用麻绳一道道捆好，在麻绳的尾端打上结，以备挂吊。然后，将捆好的传单放在一只帆布旅行袋里，装作普通行人，经海宁路过北四川路，进入门朝北的一幢公寓大楼（即今虹口大楼）。这栋楼没有门卫，行人可自由从楼梯上下。

　　　　正值隆冬季节，天还很冷，许多人家闭户不出，故没人看见我们。我们走上三楼，把钢窗打开，利用钢窗上的把手，把捆好的传单吊上，再用从麦伦中学实验室获取的一小瓶硫　酸倒在麻绳上，使之慢慢腐烂崩断。不一会儿，绳子断了，包内的传单一下子散开，随风洒下，飘得四处都是。由于传单数量比较多，地点又在闹市，来往行人很多，加上北四川路底又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所在地，而传单的内容又是《告国民党军警书》，因而影响较大。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说昨天有共党分子在那里散发传单，还捉到了几个嫌疑分子云云。这恰好为我们做了义务宣传。

　　　　1949年3月，当组织上通知我已批准我入党时，我顿时热血沸腾，浑身是劲，心想只要党有需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天下着大雨，我和我的联系人漫步在平时去学校的路上，合撑着一把伞。我们各伸出一只手，紧紧握着，很久很久没有松开。

　　　　入党后，组织上对我十分信任，给我布置了不少秘密的政治任务，如联系仅有个别党员的虹镇地区拷铲油漆工人，到工人中去办夜校；参与地下印刷站工作，把油印机安置在我的住处搞印刷；参与学校周围社会情况调查等等。我的工作任务加重了不少，但散发革命传单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有一次，我和洪震平同志一起散发传单。这次采取把传单装在信封内佯装送信的方式，将传单投到工厂、住户的信箱内，没有信箱的就塞进门缝里，甚至还投到了警察亭里。

　　　　另外，我还担当了一次传单的中转工作。有一天，麦伦中学地下党校外支部书记吴文照同志把我叫到校门外的高阳路上，对我说，有一大批传单要在我的居住地放一下，以后转运出去，并对我讲了秘密接头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暗号等，对象是学联代表，身穿西装、打领带，接头地点是溧阳路、余杭路，即“电灯桥”的旁边。当时有一辆小轿车开到那儿，车上有一大包用床单包着的东西就是传单－《告上海人民书》。我住在三舅舅家，舅舅对我比较信任，一般不追问我的活动情况。当时我对他说，这是同学临时寄放的东西，也就过去了。过几天后，又把这批传单运走，转发出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麦伦中学沸腾了，地下党用战斗迎来了上海解放，群情激奋。我在党的领导下，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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