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花鼓》的诞生
02/22
09:15
张渔（1927-),湖南长沙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安旅行团团委、编委会主任、《华中少年》出版社副社长兼主编。解放后任上海歌剧院办公室主任、创作组组长。1985年离休。
1941年夏秋，新安旅行团全团分批秘密经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了新四军中的小战士团体，受到陈毅军长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1947年10月“新旅”奉命到朝城、濮阳前线慰问部队，属华东野战军政治部领导。巡回演出告一段落后，我们在紧靠政治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筹备1948年元旦新年晚会的节目。当时我们准备的压轴戏是最热闹的《胜利大腰鼓》，这是我们“新旅”特有的广场演出节目。演出时，台下观众要向四周后退，让出中间的场地，并举起一圈火把。“新旅”全体演员数十人打着激动人心的腰鼓齐奔上场展开技巧表演。这个节目由于气势宏大，在各部队巡回演出时令观众百看不厌。
12月31日演出前一天，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是几个歌舞小戏还需配乐复排一下。我正在排练场，忽然政治部钟期光主任的警卫员匆匆跑来通知我说：“首长叫你马上去一趟，有重要指示！”我立刻跟他赶到了政治部，钟主任的态度很亲切，但突然而来的新指示却让我吓了一跳。他说：“明天各部队团以上的政治部主任都要到这里来开会，晚上也要看你们演出。他们不等你们演完就要连夜赶回去布置新任务，所以要求你们把腰鼓放在前面作第一个节目演出。
另外，因为看戏的几千号人都是预先排好坐好不能动，所以你们的腰鼓只能拿到台上去打。”我有点哭笑不得地说：“腰鼓就是要人多鼓多在广场上表演才有气势，台上能有几个人打？打不出气势也不好看！”他说：“很简单，一面打腰鼓一面也可以唱嘛！我又不叫你们腰鼓队做哑巴！”我心里嘀咕：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打腰鼓还带唱的。但嘴里不敢说，急问：“那唱什么呢？”他脱口而出：“现在全军都要组织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你们就唱这个，肯定受欢迎！”毛主席的报告我们也是当天早晨刚刚读到，内容很振奋人心，但文章很长，怎么唱呢？我为难了。钟主任拍拍我的肩膀打趣地说：“怕什么？新安旅行团能唱能跳又能写，这点困难还不能克服吗？”他叫秘书拿了几份政治部新编的《学习提纲》对我说：“带回去看看！抓住要点、突出精神，就好。”我只得领命赶回住地找大家一起商量落实。
这是分秒必争必须坚决完成的突击任务，大家一致同意让王山先找十来个能唱能跳又能打腰鼓的演员，一起研究怎样把腰鼓的技巧精华集中到台上去演。我则抓紧时间连夜把唱词写出来。但曲子呢？要快就必须有个现成的歌曲改编填词。有人提议用凤阳花鼓调，我们都认为不好，这音调软绵绵、悲切切，毫无欢乐战斗的气氛。掌握音乐资料较多的方南君很快找出一首左江作曲的男女声对唱：“打起鼓来敲起锣，跳起舞来唱起歌，你来唱呀唱什么？唱的是……”这首对唱有唱又有说，能填写歌词又带快板词，可长可短很灵活，我高兴极了，说干就干立刻动笔。在豆油灯下熬了一个通宵，完稿时已是金鸡报晓了，歌曲定名为《胜利花鼓》。天亮后，王山、方南君等同志迅速组织演员和乐队加紧排练，在严冬的寒风中一个个都累得满身大汗。就这样，新安旅行团集体创造的打腰鼓的新形式新节目、可上台表演可随内容变化带歌带舞的《胜利花鼓》诞生了。
当晚的演出赢得了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钟期光主任等部队首长兴致勃勃地赶到后台向我们表示祝贺，赞不绝口地说：“好！太好了！”钟主任更是兴奋地说：“不愧是新安旅行团的战斗作风，敢打敢拼，一夜之间出成果、创奇迹。了不起！政治部要通报表扬！”我说：“钟主任！要不是您的紧急指示，我们根本想不到要这样做啊！”他哈哈大笑说：“我算什么？不过是发号施令，真正冲锋陷阵的还是你们啊！”他吩咐身边的行政处长说：“明天杀口猪，再多买些鸡蛋，给新安旅行团送去慰劳慰劳。他们太辛苦了！”这头大肥猪和两大筐鸡蛋，我们全团又包饺子又做菜，连续吃了十多天。从此我们的《胜利花鼓》又成了在各部队巡回慰问每场必演的节目。我们还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和不同要求，随时充实或改变《胜利花鼓》的演唱内容。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立即写了《解放建设花鼓》，还增加了管荫深同志作的歌曲，腰鼓歌舞表演也更丰富了。解放军入城仪式中群众游行队伍的前导，就是冒雨前进的“新旅”腰鼓队。检阅台上的陈毅市长高兴地说：“新安旅行团的腰鼓打出了我们解放军的军威！”不久，他在复兴公园主持召开上海市各界庆祝解放联欢晚会，点名要“新旅”的《解放建设花鼓》作为第一个节目演出。我们的花鼓表演影响越来越大，我们不断受到各种晚会、集会和四面八方的演出邀请。后来，我们的节目还上了电台广播，甚至还被唱片厂录制成唱片向国内外发行。
张渔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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