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的父亲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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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作霖（1915-1948),江西宁都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7月牺牲于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肖郭庄。
谢晓岭是谢作霖的儿子。
1948年7月25日，在豫东战役结束后，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父亲因旧伤复发，在前方野战医院救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没能踏进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
母亲说，1946年中秋节，她在山东沂蒙山一个村子里生下了我。记得小时候常被母亲抱在怀中，听她小声吟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这时，我会在母亲的眼中看到闪动的泪花，并在绵绵的歌声中进入梦乡。一个经常会在梦中闪现的片段，一个永远留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母亲带着我匆匆来到一个地方，我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看到屋里一群身着军装的叔叔，他们围着一张床，看着一位躺在床上的人。躺着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我也不知道。透过缝隙，我什么也看不清……然后，听到了号声，大家就向一个土墙走去……记得1958年，母亲带我回江西宁都老家，那年我十二岁。一路上先乘火车，再乘汽车，到达宁都后，县委派了个通信员带路，再走过六十里山路，到达安福区朱源村。看着满山参天的大树及树上的小鸟，我很是兴奋。
通信员把我们母子俩带到村口水塘边一座很旧的老屋前，只见一位矮小硬朗的老人，手扶着门边在向我们张望，母亲拉着我的手快步上前，这就是我的奶奶！近七十岁的奶奶右手拽着母亲，左手紧紧搂着我放声痛哭，激动地说不出话，许久许久才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谢家有后了……”我一直跟母亲储秀英姓储，为什么说“谢家有后”？我不明白。这时奔走相告的村民们，已把天井挤得满满的。原来解放后，我和母亲是第一个回村的。泪水在奶奶那饱经风霜苍老的脸上一个劲儿地流淌，树皮似的粗糙的手不停地在我脸上、身上轻轻地拍打。我虽年幼，但我隐隐约约还是感到大人们有什么事一直瞒着我。看着奶和母亲像一对母女在交谈，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我要保护奶奶和母亲。
“我这有一个烈士的儿子要当兵，你要不要？”“烈士的孩子我要。叫他来找我。”就这样，1968年春我参军了。入伍前，母亲将父亲的一切告诉了我，证实了我的猜想，但对我震动仍然很大。
父亲谢作霖1915年生于一个雇农家庭，排行老三。一家人终年忙碌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九岁开始学徒的父亲吃尽了苦，小小年纪的他心中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31年，父亲和他两个兄长先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参加红军后，作战勇敢的父亲，多次身负重伤。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根据地时，我的父亲因负重伤未能跟随主力部队长征而留下养伤。自此，父亲投入到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中。1946年6月父亲任山东新四军第一纵队侦察营营长。后来我从一些叔叔伯伯的口中知道，父亲牺牲时任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先遣队队长。“先遣纵队由华东野战军第一、四、六纵队抽调骨干组成，原准备先行进军江南，后因任务改变，留中原作战。”母亲还告诉我，当年和我父亲先后参加红军的两位伯伯，自从随主力红军长征后就没了音信。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清剿。留在家乡的红军亲属，无论老人孩子都惨遭杀害。孤苦伶仃的奶奶是怎样度过这白色恐怖、艰难岁月的？不可想象！她对母亲说，她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儿子们会回来！可是，一直到奶奶告别人间，也无人带回两位伯伯的确切音信。敬爱的伯伯啊，你们忠骨何处，英灵何方？现在，谢家一族五服之内也只有我一个男丁了。参军后，我改回姓谢。
1975年初，我与母亲在山东聊城地区莘县肖郭庄寻找到父亲的墓地。一座高出地面一米多，用砖瓦砌成的长方形的墓，很显眼地坐落在开阔的庄稼地中间。从1948年起，父亲的墓在乡亲们的维护下完好无损。每年清明，乡亲们都会给父亲扫墓。当时，散在庄稼地里正在农作的乡亲们，得知是烈士的亲人来看望烈士，都放下手中的农活围拢过来。他们对烈士的深厚感情，至今想起都令我感动不已。
我们还见到了当年的房东，房东老伯看着我，一个劲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道：“大侄子，你父亲当时住在我家。你父亲牺牲得光荣啊，我们不会忘记他的！我们知道谢作霖烈士有个儿子，那时你还很小。你看，今天来了，也是解放军了。烈士有后，有人继承了，好啊……”1982年，我在父亲生前的部队，第20军和莘县民政局的帮助下，将父亲的墓移到了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丈八烈士陵园。
一身戎装，威武、严肃，两眼炯炯有神地凝视着远方……在这几张已经泛黄、缺损、保存了几十年的老照片上，有我永远年轻的父亲。
谢晓岭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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