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申城

       顾训方（1917-2001),江苏吴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四军二师领导下的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中共华东局国区工作部领导下皖西四地委联络部长等职。解放后曾任华东地方工业局副局长，上海生产技术局党委书记、局长，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等职。

       顾晓是顾训方的儿子。

       1947年新四军北撤，我父亲顾训方也随部队撤至山东曲阜。不久华东局国区工作部曾希圣找我父亲谈话，要我父亲回皖西开展蒋占区军政情报工作，并设法在芜湖建立地下电台，为大军渡江做准备。

       我父亲接到命令后马上起程，先经皖南地委，再转皖西四地委，任联络部长、地委委员。

       当时皖西在敌人控制下，通讯器材奇缺，更不用说建电台了。组织上了解到我父亲的妹妹和妹夫在上海工作，而且思想比较进步，决定让我父亲去上海想想办法。因此我父亲就开始了“三进申城”搞电台的冒险任务。

       第一次进上海是在1948年5月间。父亲见到了久别重逢的姑妈顾训贞和姑父陈自强，当时他们住在戈登路资源委员会招待所。他们提出想去解放区工作，我父亲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向组织上汇报。上级很快回复，认为他们还是留在白区，在党的外围组织中工作发挥的作用更大。上级并指示我父亲，再增加一项任务，为上海进步学生撤退至根据地安排沿线交通。我父亲在上海地下党帮助下，联系到上海学生并且安排研究了撤退路线。后来他又进一步了解到资源委员会下属还有一个无线电厂，该厂的赵厂长为人正直，见我姑夫文字功底比较好就聘用他做厂长秘书。无线电厂通讯器材比较多，这可是个好机会。我父亲在完成任务后马上返回了皖西。

       1948年夏天我父亲第二次去上海。这次通过我姑夫在无线电厂买了一些通讯器材。当时搜查很严，怎么把器材运回皖西成了很大的问题。据我姑妈回忆，通讯器材是装在一只皮箱里，夹在赵厂长去南京的行李中送出。南京后我父亲再去取，暂放在我大伯家再设法转移出去。真是千辛万苦几经周折才转到皖西。

       第三次是1948年秋天，我父亲再次去上海。这次正式向我姑夫提出买一台收发报机。当时在白区做这件事是很困难的，因为收发报机是军用品，需要国民党卫戍区司令部的证明才能买到。我姑夫一没证明二没资金，怎么办？他利用厂长秘书身份向商人打听到用高价可买到。我姑夫回去和我姑妈商量，决定变卖家产也要买。据我姑妈回忆，变卖的家产中有一台美国进口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无线电厂作为福利发给职工每人一台的，卖了五十块银元。最后终于用这笔不菲的代价买到了收发报机，并转移到南京我大伯那里。我父亲前脚刚刚把收发报机转移走，当夜敌人军警后脚就来我大处搜查。家里人说真是“惊险万分，上天保佑”。我父亲得以幸免于难，把收发报机安全送到了皖西四分区。

       不久，我父亲和联络部的同志一起在芜湖建立了地下电台。这个电台巧妙地利用敌伪关系作掩护，不但始终未被敌人破获，而且为大军渡江提供了重要情报。联络部的同志还送去了敌人的江防地图。

       1949年3月渡江战役开始，我父亲随三野九兵团政治部一起渡江，和聂凤智司令员乘的是一条船。当时三野指挥部一直与芜湖地下电台保持联系，直到渡江战役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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