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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道庸到陶勇(上)

  一
  1939年11月的一天,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团长张道庸急匆匆地赶往溧阳县水西村,到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那里领受一项重要任务。奉命和他同去的,还有第2营营长朱传宝和政治教导员姜茂生。这一年,第四团打了几个对日伪军的伏击战,小有斩获。他们渴望投入更大的战斗,取得更大的战果。

  出乎他们的意料,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为友军运送弹药。

  驻泰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武装,一直受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歧视。泰州地区称得上鱼米之乡,部队的粮食不难筹措,弹药却很缺乏。李明扬通过熟人运作,总算得到了一批弹药,包括枪弹和迫击炮弹。但从皖南的第三战区弹药仓库运回泰州,一路上要经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公路、铁路、运河和长江,即使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忠义救国军的防区,也难免雁过拔毛,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扣留一部分。李明扬万般无奈,给陈毅写信,申述联合抗日的情谊,要求新四军沿途保护他们运送弹药的民伕队伍。

  陈毅以他政治家军事家的敏锐慨然应允,而且向李明扬提出,由民伕挑运弹药,长途跋涉,并不安全,不如由新四军派一支部队,与李明扬派出的部队合作运送,更为稳妥。陈毅把这个运送弹药的任务,交给了第4团团部和第2营。

  给友军当挑伕,这也算重要任务?

  是的。陈毅对形势和任务的一番分析,使张道庸他们恍然大悟。

  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战略方针,强调向北发展。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才能在斗争中得到发展。但是,向北发展越出了国民党当局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地区,必定受到国民党军的阻挠甚至攻击。替李明扬部运送弹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苏北去,至少沿途的国民党军没有理由阻拦。到了苏北,把弹药交出去,部队就可以留在长江北岸的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为新四军江南部队继续北渡建立一个接应基地。

  张道庸连连点头。陈毅的话音刚落,他就大声应答:好!当这样挑伕,值得!

  接着,副指挥粟裕对沿途要注意的问题,到苏北后要掌握的政策,一一作了交代。

  陈毅最后说,到了苏北,你们可以打出苏皖支队的旗号,让国民党方面一时弄不清你们是什么部队。我们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但少一点麻烦也有好处,斗争要讲策略嘛!
陈毅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对张道庸说,你也改个名字,怎么样?就用你道庸两个字的谐音,改成陶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好不好?

  张道庸对这个新名字很满意。朱传宝和姜茂生忍不住插嘴说,这名字太适合团长了。

  走进水西村的张道庸,走出水西村已是陶勇。这并不仅仅是姓名的更改,也是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走出阴影走向辉煌的转折。

  二

  1913年1月21日,张道庸出生于安徽省霍丘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那年,他就不得不到地主家放牛,13岁时又当了烧窑工。就在这年秋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到张道庸的家乡,传播革命道理,鼓动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组织起来,同地主老财作斗争。张道庸起初听得似懂非懂,后来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不劳而获,更多的人却世代受穷,也明白了这命运并不是天生不可改变,要改变靠的是穷人抱团。

  192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反动民团来村里抓人。张道庸和两个乡亲离家出走,投奔大别山的红军。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那年,张道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张道庸的第一次命运转折。他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因为勇敢机智、信仰坚定,他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他和战友们从大别山进军川北,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张道庸任红9军第81团团长。

  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张道庸刚刚艰难地走出草地,又奉命南下,后来再次北上。三过草地,张道庸见到许多战友在泥泞中倒下了。他对长征途中的这种折腾心生疑虑,也听到一些议论。但毕竟不了解全局,不明白底细。他只是感到,光靠干部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刻苦耐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正确的领导,才能引向胜利。

  再后来,张道庸参加了西路军的征战。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特别是马家军的骑兵,昼夜苦战,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拼到最后一个人。

  在风雪交加的祁连山上,张道庸领受了最后的战斗任务:由他指挥第9军余部,牵制追敌,掩护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尚存的部队向新疆方向突围。张道庸懂得,局部的牺牲,是为了换取主力的保存。他和战友们转战在祁连山区牵制敌人,一天,两天,三天……最后只剩下了弹尽粮绝、疲惫至极的十来个人。他们决定,不论前途多么凶险,还是要去追寻红军。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砸断枪支,然后支撑着走下山去。不幸的是,他们刚下山,就被追敌冲散了。

  茫茫戈壁,一望无际,孤身一人而且赤手空拳的张道庸,坚持着向陕北方向走去,跌倒了,挣扎着起来再走。饿昏了,醒来后再走。记不清走了多少天,直到背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喧嚣的呐喊声。张道庸还来不及反抗,就被马家军的骑兵围住了。

  当天,张道庸被押到凉州第二监狱。凉州,即甘肃省武威市。张道庸在监狱里,和同样被俘的西路军战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不久,他们被移送到兰州监狱,后来又从兰州押解到西安。

  此时,以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到西安的周恩来得知这里关押着几百名西路军干部,立即出面营救。张道庸和战友们终于走出监狱,见到阳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

  张道庸在抗日军政大学短期学习以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和他同去的,还有“抗大”的一些同学。他们的领队,是原在红四方面军任师政委的叶道志。张道庸和这些战友多年并肩战斗,彼此十分熟悉,现在又一起奔赴抗日前线,真是太高兴了。

  这样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新四军,分配了工作。张道庸任第1支队副参谋长。叶道志任第4团副团长。还有些同志任营长、连长或参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所有干部都降低了职务。叶道志以为,是张国焘的叛变牵连了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使他们不被信用,受到歧视。听说原红四方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他们都想去老部队工作。张道庸等人只是偶而议论此事,叶道志却时时流露。他的不满情绪很快引起注意,军部决定调他任特务营营长,又降了一级。

  1938年7月29日,叶道志约了两位战友擅自出走了。8月17日,叶道志被追捕回来。张道庸知道,按照通常的军纪,临阵脱逃可是死罪。他赶快去找副军长项英解释,说叶道志绝不会逃跑,更不会叛变,他只是想去老部队工作。项英听不进张道庸的申述,严厉批评他不该为叛徒说情。悲剧终于发生,8月30日,叶道志被处决。

  45年以后的1983年10月21日,叶道志得到平反。遗憾的是,张道庸没有等到这一天。

  1939年5月,张道庸调任第4团副团长。这是叶道志留下的职务,但是张道庸已经顾不上去想老战友的冤屈。到了这个指挥岗位,他时时要思考的是怎样和侵略者战斗。11月,第4团团长卢胜改任团政治委员,张道庸任团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1月11日,已经改名陶勇的张道庸和卢胜一道,率领第4团团部和第2营,意气风发地向苏北挺进。他们,还有营连排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和战士一样肩挑百十斤重的担子。他们挑着李明扬部的弹药,也挑着用来打开苏北抗日局面的武器。秋雨绵绵,道路泥泞,勇士们不顾艰难,在雨夜里迅速通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宁杭公路,又用木船和门板渡过运河,在黎明前悄悄越过沪宁铁路。他们在江边得到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接应,顺利地北渡长江天险。

  一路上,陶勇盘算着到了苏北,怎样站住脚跟,怎样发动群众,怎样扩大部队。这几年他经历的曲折、苦难、疑虑、不安,都已经是偶而才会想起的往事。新的征战召唤着他。

  三

  1939年12月初,苏皖支队成立,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这支新出现的抗日武装,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一带。他们向群众宣传抗日,带群众生产自救,寻找战机对日伪军袭击。老百姓从他们的行动明白:这就是新四军嘛!日军也引起了警觉。12月18日清晨,从扬州、仪征、六合城里出动了200多日军,600多伪军,兵分两路,向苏皖支队驻地月塘集扑来。陶勇和卢胜商量,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实行分进合击技术,我们还是用老祖宗留下的办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于是,陶勇率主力转移到移居集伏击,卢胜留在月塘集组织群众疏散。这一仗,直打到傍晚,证明了苏皖支队能够在这里站住脚。

  1940年春节刚过,梅嘉生、张震东率挺进纵队第3团两个营编入苏皖支队,部队壮大了。

  3月,陶勇率苏皖支队驰援皖东,参加了半塔集自卫战。这是新四军第一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大举进攻。苏皖支队虽然不是主角,但陶勇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顽固派总是容不得人民的抗日武装,只有坚决反顽,才有抗日的立足之地。

  不久,更艰难更紧张的反顽战斗开始了。

  6月27日,陶勇收到陈毅从江南发来的急电:“苏北韩李等部集结十倍于我兵力,企图歼挺纵于郭村地区,着命苏皖支队火速驰援。”

  这个李明扬,不是讲好联合抗日,还请新四军帮他运送弹药,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后来才知道,城府很深的李明扬借故离开泰州,那个狂妄的副总指挥李长江,在韩德勤的唆使下,发动了围攻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战斗。

  火速驰援,理所当然。从月塘集到郭村地区虽然只有一百多里,但是要跨越天长至扬州的公路,要渡过邵伯湖,要通过仙女庙到高邮的日军封锁线,还有一段国民党军的防区,重重难关,怎样火速?

  陶勇果断下令:立即出发!正在编组的新建部队,边走边编组。分散活动的第2营,尽快集中,随后赶上。陶勇自己率侦察分队先行。夜深人静,他们身着便衣,摸黑闯过天扬公路,很快来到邵伯湖畔。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对渔船控制很严,入夜把船都集中到据点去了。陶勇相信痛恨侵略者的渔民一定会帮助新四军,就请他们白天打渔时将船隐蔽在芦苇荡里。当卢胜率部队随后出发,翌日傍晚来到邵伯湖畔时,陶勇已有十来条船,可以毫不耽搁地渡向邵伯湖东岸。

  陶勇用这种分批出发的办法,为驰援郭村争取了时间。

  渡过邵伯湖,天已破晓。横卧在前方的,是仙女庙至高邮公路。日军在路旁筑有碉堡,严密监视,还有巡逻队往来。怎么办?有人建议隐蔽起来,等天黑了再过公路。陶勇知道那是比较安全的办法,但时间宝贵,怎能在这里耽搁一天?陶勇认为,日军知道新四军惯于夜间偷袭,白天反而大意,不如利用敌人这种心理,出其不意,在白天闯过去。他命令一个排负责掩护,尽可能拖住日军巡逻队,部队跑步通过公路,向东飞奔。

  这一场虎口夺路,又为驰援郭村争取了时间。

  再往前走,要通过国民党军的防区。这支部队属于地方武装。陶勇预先有准备,派人做了工作。他们不想得罪新四军,只是朝天开枪装装样子。陶勇命令苏皖支队一枪不还,只顾赶路。用这个办法,又争取了时间。

  就在郭村一场大战阴云密布之时,陶勇、卢胜率苏皖支队赶到了邻近郭村的杨家桥一带。

  按照叶飞的统一部署,陶勇率苏皖支队坚守郭村的西南防线。有了这支援军,挺进纵队就可以专门对付顽军的主攻。打到第四天,叶飞决定趁顽军后方空虚,以挺纵第1团向扬州至泰州公路出击,由苏皖支队接过郭村的防守。经过多日交锋,顽军锐气已失。7月4日,全线反击的冲锋号吹响。陶勇指挥苏皖支队奋勇当先,一举攻下塘头镇,兵临泰州城下。

  郭村保卫战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的全局,又有许多精采的情节,因而在军史和回忆录里,在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中,对苏皖支队的支援只是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其实,这次日夜兼程的驰援也很精彩,陶勇的指挥艺术更是可圈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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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大江南北 作者:丁星 责任编辑: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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