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的路程 光辉的业绩——纪念胡立教同志诞辰
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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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教同志是我的老领导。1938年我还是个小鬼，在新四军参谋处二科（侦察）、一科（作战）学做参谋工作的时候，他是三科（通讯）的科长。他还有一个神秘的职务，特殊保密单位“三山办公室”（即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主任。1943年我由苏南调回军部参谋处二科工作，此时胡立教专任调研室主任。1945年8月日寇投降，新四军军部奉中共中央军委电令与山东军区合并。胡率领的调研室（分成两部分：北上部分由尹耕莘负责，留华中军区部分由朱振纪负责）和我率领的参二科并入山东军区情报处，胡任情报处处长，我任第一科科长。我们在山东一起工作的时间约三年之久。
1937年末，新四军刚组建，胡立教在延安中央军委二局副局长任内被派来新四军任科长。皖南事变中，他和扬帆历经艰难突围后，及时将事变经过详细报告党中央。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在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继各师负责人名单之后，曾特别指示：“你们可调胡立教负责二科侦察工作。”这是极不寻常的。
我党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组建的第一个电台，台长是李强，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组建第一个电台的是谁？他就是功勋卓著的王诤同志。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全歼来犯之敌，并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毋庸讳言，王诤就是这次同时被俘的敌电台台长，当他了解了红军的宗旨是救国救民之后，毅然参加红军，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长，筹建无线电通讯工作。王诤先后办了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12人，胡立教为其中之一。
1932年曾希圣由上海调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任总参谋部二局（通讯联络局）局长。8月红军取得宜黄战斗的胜利，缴获电台两部。曾希圣亲赴无线电机房搜找，没有找到密码本，却发现国民党第9军发给所部的一份密电，已译出30多字，便以这30多组密码为基础，译出已知密码，猜译未知密码，大获成功。随后又破译出敌第二、第三个密码本，逐步探索出破译方法。曾希圣的莫大贡献，在于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是猎取情报必须立刻开发的一个新领域，一项极其重要的新工作。他领导的二局立即全力以赴，牢牢抓住破译敌密电码去猎取情报，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破译敌人密电码数万份之多。
1985年叶剑英回忆长征时说：“四渡赤水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60华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达这个决心的。”
立教同志亲口告诉我，当时蒋介石下达给薛岳（剿共军司令）的命令，薛岳还没收到，我们就截收到了。我们还伪造蒋介石命令发给薛岳，制造白军的混乱。
破译敌密电码在我军作战中的奇功殊勋和形成的历史地位已经很清楚了。总之，我军以落后的装备技术以及所从事的游击战争，却拥有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侦察手段，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抗战伊始，胡立教由延安派到新四军建设这一“产业”，条件比过去优越多了，他曾在1938年亲赴香港采购电信器材，从教导总队等单位选拔由海内外各地投奔新四军的优秀知识青年，如林影、石昂等都是华侨之秀，建立起八路军、新四军中规模最大的破译密电码机构——调研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皖南事变时，胡立教把破译出来的上官云相下令对我军发动总攻的电报送到了项英手里。五年以后，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1947年挫败国民党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全歼蒋家御林军74师的孟良崮战役等，无不与调研室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有关。以后淮海战役大决战，我军以60万兵力战胜国民党80万兵力的伟大胜利，更包含我们这条无形战线的无名英雄们的卓越贡献，这是局外人百思不解的谜团。
密码既然是无线电通讯的生命线，敌人编组密码自然千方百计希望它绝对安全不遭破解。今天的人做梦都不会想象到当年那些先辈破译敌军密电码的艰苦，面对神圣的使命，巨大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动力，他们工作在农村的茅舍里，面对一卷卷像天书一样的密电码方阵，苦苦思索，经常是绞尽脑汁，精疲力尽也毫无进展。他们天天都在和失败打交道，可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他们日复一日地从零开始，依靠智慧和经验，寻找规律和弱点，依靠耐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从而破解一个又一个文字堡垒，毫不夸大地说，他们是党之骄子、军之功臣。曾希圣、王诤是这项神圣事业的创业者和奠基人，胡立教则是新四军这支克敌制胜的特种兵的创建与发扬光大者，这是历史的定评。
1946年5月，胡立教随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飞延安向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华东局连续两次发出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1947年初，华东军区情报处改为华东局统战（情报）部，从隐蔽战线配合战争，在情报策反工作中作出不少成绩，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央对潘汉年、扬帆冤案启动复查。继潘汉年、扬帆之后，我获得彻底平反，在立教同志关怀下，我由北京调回上海工作，方才得知立教同志也未能逃过“文革”这一劫，期间他也受到冲击，他说：“总理要我做他的联络员，造反派逼我交出银行金库的钥匙，他们休想。”毛主席说：“胡立教是个娃娃，在红军长大的，他有什么问题？”可是仍然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打倒，被关进秦城监狱四年半，受尽折磨和虐待。
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潘扬冤案的细节，上海市委成立了潘扬案件复查组，对受到错误刑事处理的800余人进行了复查纠正。
立教同志在上海工作的最后20年中，不时回溯过去，展望未来。1981年3月24日，他在市委党校干训班讲话指出：“党的历史上几次‘左’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是深重的，对我们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极大的，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了‘左’的错误，但从全党来看，‘左’的危害性还没有为我们许多干部所认识，它仍然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如果不彻底清理‘左’的思想，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很可能被歪曲，甚至夭折，重犯‘左’的错误……”
立教同志关注党的拨乱反正工作，关注党史军史重大事件的研究，关注皖南事变和正确评价项英这个命题。1998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特邀他代表上海去北京参加纪念项英同志百年诞辰的会议并发言。他支持新四军老战士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铸造铜像，送往皖南泾县云岭。他关注情报史的编写，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组织了专门的编写班子，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潘汉年简史》、《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情报史专题选辑》、《华东情报史工作概况专辑》，填补了专业史这一空白。
立教同志曾跟我说：他从不整人，“文革”期间他为近800人写过证明材料。他告诉我，他坐班房时写了好多诗，记录了他遭到非法迫害时的坦荡心声。我曾建议他把这不平凡的一生写出来留给后人，他则说，已同宋某（同志）约定，彼此都不写自己的回忆录，可是他对老一辈革命家，对党和军队中领导过他的前辈周恩来、陈毅、李先念、曾山以及曾希圣、王诤、郭化若、李一氓等同志感情十分深厚，不吐不快，都曾撰写纪念文章。在他写的纪念曾希圣的文章中，对曾的领导风格作了精彩感人的介绍，在纪念王诤的文章中，他系统地介绍了我军通讯工作的创业史，在纪念郭化若同志的文章中则介绍了红军早期参谋工作的创业史。
立教同志从不彰显自己，但从他纪念别人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
附诗一首：
怀念胡立教同志
电波通讯往来频，巧取智破有能人。以弱抗强术先进，制胜法宝大功臣。
万里长征只等闲，茅台洗脚成美谈。（注）组建铁军特种兵，秘密战援公开战。
国家金库守护神，文革百炼不坏身。经济建设促沪江，与时俱进学习勤。
七十征程矢忠诚，党人风范葆常青。光辉业绩丰碑永，音容活在我心中。
注：胡于长征途中，在遵义与战友数人曾以茅台酒洗脚，消除行军疲劳。
"中国的华尔街"滇池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