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无反顾奔赴解放区
武进之(1926-),浙江舟山人,1945年入伍,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师。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一段经历是我永生难忘的,那就是发生在69年前,我,一个不到20岁的小女生,响应党的召唤,历时35天,行程两千里,奔赴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故事。
当时,有一首歌曲是这样唱的:“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航向……”灯塔就是指共产党,我就是在党的指引下成长起来,走上革命道路的。1944年夏,我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复旦是当时的“民主堡垒”,新闻系尤为活跃。在这里,我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与熏陶,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中国学生导报社。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著作和进步报刊。在这里,我开始明白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初步认清了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逐步确立起了解放劳苦大众、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
1945年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号召有志青年到解放区去。解放区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千万知识青年向往的,就像革命圣地延安那样的热土。我有幸成为奔赴解放区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但实行起来却是千难万险的。主要是因为反动当局极力阻挠破坏,疯狂迫害。《中国学生导报》的杜总干事在对我进行个别动员时,分析形势,晓以利害,嘱咐做好各种思想和物质准备。
其实,此时组织上已经帮助我们办好了三件事:一是先行探路,选定荒僻的、能够尽量避开军警检查的多条行进路线;二是在关键地点,找到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三是搞到一张写有姓名、年龄、去向以及与同行人相互关系的身份证明,即“路条”。个人要做的是思想准备,我是经过剧烈思想斗争才做出最后决定的:必须放弃大学学业,必须做好与父母不辞而别的准备,必须不怕路途遥远和环境险恶,冒着被捕以至杀头的巨大风险。
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过革命者的生活,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们采取变卖衣物等办法来筹措路费,牢记包含43个地名的行进路线、联络暗号等,各人还要编好一套与路条内容相符的、能够应对检查的“故事”,以便顺利通过关卡。当时,我和同学陈俊惕就是以未婚夫妻的关系一路同行的。在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们一行五人怀着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理想,于7月28日启程,向解放区进发。
我们先坐木船离开重庆,再乘小火轮,用近10天时间,先后经过涪陵、丰都、万县到奉节的大溪上岸。此后的20多天,都在崇山峻岭中艰难跋涉,历险闯关。一天,我们刚走出一个山岙,就碰上了国民党军官的检查,当时已无法躲避。我定了定神后,接受“考验”。简单的行李无可挑剔,但在出示“路条”时,军官看出了破绽,说:“你们的证明是盖章后填写的,字迹光整清晰,是假的!”我们只得讲事前编好的“故事”,强调我们是好人,是到常德(证明上写的去向)去找姨妈姨夫的。许多围观的老百姓纷纷上前帮我们说情,军官还不死心,对一位老板模样的人说:“老板有空房吗?把他们关在你那里,明早我带走。”老板说:“我那边早住满了,哪里还有空房?还是放他们走算了吧。”军官教训我们道:“我知道你们要到哪里去,今天已碰到20多人了,说是兄弟姐妹,可脸都不像,口音也不同。算了,今天我是来抓逃兵的,没有别的任务,不然,你们一个也别想走!”听罢此言,我们立刻收拾行李走人。
离开这个险境后,没走多远见到一处农舍。此时天色已晚,山路不便夜行,只能在此借宿了。尽管心里嘀咕着:“不知这是何等样家?”但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门。主人一见我们,就热情地说:“刚才,我看见你们被检查的情况了,快进来歇息吧。”他找出几条长板凳说:“你们将就着过一夜吧。”可是,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反复地想着当天发生的事情:“多好的百姓啊,正是他们主动保护了我们呀!”
我从小生活在大城市,没有走过长路,更没见过大山,现在却要自己背着行装翻山越岭,忍饥挨饿,还要经受生死考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苦和累,心里有些紧张。但是,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退缩,因为我是自觉自愿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一路上,经常碰到三五成群的背盐工。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身背几十斤岩盐,弯腰喘气,艰难地在山路上行走。
还有一次,我们在山顶上的一户山民家里休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男主人,竟像“野人”一般,披头散发,衣不遮体,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吃的是已经腐烂的红薯、四季豆……说实话,当我决心走上革命道路时,“劳苦大众”在我脑海里还是个抽象概念,而这一路走来,我感觉到“劳苦大众”具体了,鲜活了,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参加革命,不正是为了解放千百万这样的劳苦大众吗?我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坚定的革命理想给了我强大力量,助我战胜了行路难的艰辛,使我后程的行进步伐越走越快捷,越走越坚实。
1945年8月31日,我们一行胸怀远大理想的有志青年,终于胜利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鄂豫皖边区,并正式参加革命。我从此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五师的女战士。
(孙有标整理)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