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流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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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庄霄（1919-2011),浙江嵊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曾在新四军从事军法工作，曾任苏北解放区淮城市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长宁区区长、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
王小鹰是王庄霄的女儿。
每个人都有忘不了的青春年华，那“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岁月是每个人生命的华彩乐章。
每一代人的青春乐章有不同的主旋律，不同的章节，不同的配乐。现代人非常强调所谓的“代沟”，总以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价值观之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然而，我却以为，任何一代人的青春乐章中都少不了对自由、对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正因有了这基调，父辈们的青春乐章便一次次地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最近，我正翻阅母亲前些年写下的回忆录。父母们多姿多彩的青春岁月，他们为国家民族兴亡，为人类大同的理想，不惜奉献青春热血的勇气，荡涤着我们渐渐沾染了市侩尘埃而倦怠委琐的心灵。
我母亲叫王庄霄，是家中长女。
1936年秋，母亲正在杭州蚕桑学校念书。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母亲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募捐，要求政府在西湖边为鲁迅先生竖铜像。
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母亲参加了学生示威游行，迎着宪兵的水龙头冲进省政府，要求政府停止内战，积极抗日。
由于母亲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上了国民党省政府的黑名单，并被学校开除了。地下党组织安排母亲迅速转移。母亲连行李都来不及拿，便离开杭州回到嵊县老家。
当时，在抗日救亡协会的领导下，嵊县成立了第一支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我母亲当即加入了这支实为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排演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节目到周围乡镇去演出。有一次，流动宣传队到三界演出，三界正驻扎着国民党十六师的师部。十六师师长是富有正义感的军人，被流动宣传队的演出感动了，希望流动宣传队参加他们的队伍，作为十六师的政治宣传队。浙江省地下党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12位流动宣传队员打入国民党十六师，其中有三位女同志，我母亲便是三人之一。
母亲非常兴奋，以为自己当一名抗日女兵的理想可以实现了。不料她回家整理行装，却遭到她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她父母已为她订下一门亲事，对象是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父母把她反锁在屋里，母亲便以绝食表示抗议。幸亏母亲的祖母心疼孙女，苦苦劝她吃饭，要母亲保证过年时能回家，便做主放母亲出门了。
初到国民党十六师，师长对流动宣传队员很客气；设宴欢迎，安排队员们下连队为士兵们上课。士兵们大都是苦出身，对宣传队员讲课很欢迎。队员们没有经验，求胜心切，在宣抗日救国的同时，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这马上引起十六师上层领导的警觉，开始怀疑这支宣传队的“颜色”。为了监视宣传队的动向，给宣传队派进一位“特派员”。
不久，十六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迅速赶往江西，参加保卫九江的战斗。母亲他们这些年轻的宣传队员们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兴奋是因为他们即将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紧张是因为师部在出发前突然又给宣传队派来一位政治指导员，显然是为了加强对队员们的监视，队员们开展宣传工作愈来愈困难了。
当时的战局十分险恶，十六师赶赴九江没有任何代步的交通工具，只能步行。白天经常遇到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只能夜行军，每人左臂扎块白毛巾，牢牢记住口令，否则，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是很容易掉队的。年轻的宣传队员们从来没有这样长途跋涉过，脚底都起了泡，鞋底都磨穿了。他们用烟将水泡熏瘪，将脓水挤出来。母亲还把自己的毛线裤拆了，打成线鞋，好赶路。
走了一个多月，十六师到达景德镇，军队休整两天。当时，第三战区司令是蒋经国，他召开全军抗日宣传会议。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母亲他们年轻人不善于掩饰内心对红色苏联的向往，更暴露了他们的身份。
十六师的长官突然命令宣传队员全部上前线。母亲他们明白，这是国民党想借日本人的手消灭这支有“共匪”嫌疑的宣传队。
大敌当前，宣传队员们抱着与日本鬼子战斗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赶往前线。
然而，当母亲他们赶到离九江还有三里路的一个小镇，就遇上了大批从九江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原来日本人已占领了九江，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母亲他们随着溃逃的部队往回撤，日本鬼子紧紧咬在背后。
退至鄱阳湖边，母亲他们几位宣传队员跳进鄱阳湖，躲在芦苇丛中，方才躲过了鬼子兵的追杀。母亲他们在芦苇丛中整整躲了七天，每只靠吃几口背包里的生米充饥。待鬼子走远了，母亲他们才爬上岸去寻找师部。
十六师经过九江的溃败，只剩下两个团的兵力。不久，宣传队得到可靠消息，十六师师长趁着部队整编，要将有“共匪”嫌疑的宣传队送往长沙“集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地下党支部决定队员们三三两两结伴逃出十六师。
母亲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起趁夜跑了出来，因为她们穿的是国民党的军服，所以上火车时没有人阻拦。这支党派进十六师的宣传队只有一个人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其他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
母亲他们千辛万苦回到嵊县后不久，便接到党组织通知，让她到刚成立不久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得到这个消息母亲欣喜若狂，因为她终于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抗日战士了。
母亲是和另外一位女同志一起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这期间还发生一段小插曲。组织上给她们写了介绍信，叮嘱她们，一定要将信当面交给项英同志。因为当时国共合的局势很复杂，国民党顽固派暗地里仍是反共。母亲就将介绍信缝在鞋垫里，穿在脚上。她们仍穿着国民党的军服，一路上只说回泾县探亲，比较顺利就到了茂林。
母亲她们住进了新四军的一个兵站，声称要见项英同志。兵站的人见她们是国民党士兵打扮，摸不清她们的来历，就不搭理她们，这样竟拖了一个月。兵站里不断有投奔新四军的各方人士住进来，又不断地送走，一批又一批，偏偏没有人理睬她们。其实兵站的人一直在观察她们的举止神情。
终于有一天，兵站站长来找母亲她们谈话了，说，你们要见项英首长是不可能的。今天，袁国平主任正好来这里，你们去跟他谈谈吧。母亲她们一听是新四军的主任来了，这才将嵊县党组织的介绍信从鞋垫中取了出来。兵站站长笑着说：“这个你们早该拿出来了呀！”
袁国平主任问母亲，是希望直接参加工作还是去学习。母亲表示希望去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袁主任批准了她们的请求，兵站第二天就派马车把她们送到了中村。于是，母亲成了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八队的第一批学员。那是1938年，母亲刚满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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