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入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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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一（1922-2021),江苏南通人。1936年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曾是新安旅行团团员。
说起我的入党，真可谓历尽曲折。我曾三次入党、两次失去组织关系。但我始终抱着为党的事业奉献终身的信念，以自己的行动，践行在党旗下的誓言。
1936年，时年14岁的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青少年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我们途经沪杭线上十几个城市乡村，以及北平、绥远、宁夏、甘肃、西安、武汉、长沙、桂林的广大地区，行程三万余里，一路宣传“共赴国难”和“团结抗战”的理念。我在新旅这座革命熔炉里培育锻炼了四年，成为文艺宣传技能的多面手。1939年，我由徐志贯同志介绍，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0年，应台湾革命领袖李友邦的邀请，新安旅行团党支部派我和另一位小团员徐光二人，由广西桂林前往浙江金华，担任台湾少年团主任指导员。我们把新旅“团结友爱、互教共学、能者为师”的精神带去，把台湾少年团建设成为新安旅行团的姐妹团。
我们举着“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旗帜，在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广大地区流动巡回、宣传演出，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成为东南战场上历史最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少年儿童团体。
至今在武夷山苍屏峰的岩壁上仍保留着由我创意设计、由小团员制作的“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的巨幅标语。但在指定的台湾少年团工作岗位上，我没有接上组织关系。
1941年在台湾义勇队中，我由朱适春同志介绍，第二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为寻找上级组织关系，我由福建龙岩离开台湾义勇队回到浙江，在松阳古市的湘湖师范分部，担任职员和话剧组分组
活动指导员，在师生中开展演出进步话剧等活动。在抗战胜利的前后两年中，我先后导演并演出了于伶的四幕话剧《长夜行》、李健吾的《十三年》、反映地下斗争的《天字第一号》、曹禺的三幕剧《北京人》、夏衍根据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的六幕七场大型话剧《雷雨》，极大地丰富了师生的文艺生活，深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在我身边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师生，在湘湖师范的话剧运动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46年夏天以后，我离开湘湖师范到上海来工作，先后在七八所小学里担任老师。凡是“小教联”“学联”等发起的群众示威活动，我都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逐渐成了教师群众的代表。特别是在1948年6月28日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小教联”发起的小学教师包围伪教育局，这一坚持两天一夜的“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斗争，是上海教师运动史上最著名、最激烈的一场斗争。我们坐在马路边上坚持了一夜，29日凌晨东方露出鱼肚白时，大家因雨中熬夜而相当疲劳。我跳上桌子鼓动大家：“同仁们，黑夜已经过去，光明就要来临，我们要振奋精神，团结起来，迎接新一天的战斗！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一定胜利！”晨曦初开，这番鼓动冲刷了一夜的疲惫，教师们抖擞精神，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直到29日下午5时，斗争胜利结束。这次“六二八”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小学教师的社会影响。
经党的长期考察，1949年3月解放前夕最黑暗的时刻，由金立人同志介绍，我在上海第三次入党。
由于我有多次入党和两次失去组织关系的复杂经历，我的党员候补期被一再延长，整整五年过去了，始终没能得到转正。1954年，我被通知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被迫离开组织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坚信自己的历史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我没有消极沉沦，而是积极争取重新入党。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3年，中共上海市教育局党组批准恢复了我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第一次人党起算。
我今年已实足99岁，已是耄耋之年。我要坚持学习，与时俱进，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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