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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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茂（1915-1998),江西崇义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参加过长征。曾任第二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时为连指导员。
长征途中，部队减员是惊人的。过夹金山前，十五、十六两个团合编时一千五百余人的红十五团，只剩三百人左右，被缩编为红十三团第二营。过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从红四方面军拨来两个连，才使我们营增加到五百人左右。
当时，我在第二营机枪连当指导员。从红四方面军调来我连的战士中，有不少是通南巴（通江、南江、巴中）革命根据地来的四川小鬼。我们连部的几个小勤务员就是从这些新编来的战士中挑选的。
“你几岁？”我问刚分配来的那个勤务员。
“14岁。”他敏捷而老练地回答。
我望着这小鬼，他个子特别矮小，但是胖胖的圆脸上显露着机灵，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很早就参加劳动、有过艰苦生活经历的穷孩子。
“编到这里来，有意见吗？”我又问。
“到中央红军来，是光荣的事嘛。”
他虽然尽量装得大人气一些，但不时用舌尖舔着嘴，流露着孩子的稚气。我想笑，他却又一本正经地加上一句：“我知道，现在都是党中央直接导了。”在芦花，部队说是休整，其实是做过草地的准备。在那个只有几间木屋和石头房子的藏民区里，粮、鞋和皮背心的筹备实在是艰难到没法想象的地步。我们几个连的干部，整天为这事东奔西跑。
每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连部时，开水送来了，青稞麦糊搁在桌子上冒着热气。这个14岁的小勤务员，多会体贴人哪！
把青稞麦割下晒干炒熟又捣成面，把羊皮缝成背心，用羊皮做成鞋子，这些都是很复杂的工作。在进行这些工作时，这位小勤务员是我最好的帮手。他总是一声不吭，闷头苦干，做得又快又好。
过草地的行动开始了。在行军途中，我偶然发现小勤务员背的干粮袋比别人的短一半。
“为什么背这么少？”我问。
“我人小吃得少。”他平静地回答。
我知道他不是嫌重，不愿背15斤炒面，是怕累坏了给别人添麻烦。可是事到如今，这能怪他吗？他没有理解15斤炒面在过草地时对生命有多大价值。可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向他讲清楚？这真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草地，一片茫茫无边的草和水。看不见泥土，没有人迹，没有树木，也没有路。
第三天，我发现小勤务员的粮袋越发短了，而且他一边走着，一边还在掏炒面吃。怎么一点儿不知道爱惜粮食呢？
“你怎么这样任性？”我责备他。
“走着走着就想吃。”
“吃光了，以后怎么办？草地还这么远。”
小勤务员低头不响，好像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说真的，我当时有点生气了：平时很好的孩子，现在这样不听话。我想把他的炒面控制起来，便伸过手去拿粮袋。他双手紧护着，连声说：“你背的东西太多了，不能给你呀。我以后不吃就是了。”
我看见他的眼里已闪着泪花，心里一热，手便松开了。
过草地的行军还长哩，有的战士已经没有余粮了，小勤务员的炒面也吃光了。我立即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会上，大家都表现出很好的态度，保证起带头作用，帮助同志们克服困难。会后，他们立刻把自己的炒面分出一部分，帮助缺粮的同志。我心里很清楚，这分出来的不仅是一两碗干粮，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啊！休息以后，我从班里回到连部，小勤务员已经把饭盒里的炒面糊烧熟了。吃饭的时候，他不断地望着我，慢慢地吃着。等到我吃完了，他的一碗炒面刚动一点，也放下“筷子”，把饭盒收拾起来。
“为什么吃得这样少？”
“我错了，指导员。我不该把干粮都吃光，现在吃你们的……”
他哽咽着，没有说下去。
“要懂得节约，可也不能吃这么点。”我有点怜惜他，但没有减轻我内心对他以前“浪费”行为的不满。
从此以后，小鬼变了。胖胖的圆脸变尖了，整天不说话。一到休息地，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搞来大捧野菜，和上炒面，默默地点燃枯草烧着。吃自己背的干粮，他那样满不在乎，可吃别人的，他却这样珍惜。我隐约地感到，在这颗尚未成熟的心灵上，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有一天，部队在小休息，小鬼不见了。文书说他掉队了。我一直向来时的路上望着，等到部队又继续前进的时候，才看见他一拐一颠地往前晃。他一发现我在等着，就装着没事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走上来。
“你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呀！”他黄瘦的脸上还装着很平静的样子。
“脚起泡了？”
“没有。”
我不信，强制他把牛皮鞋脱下来。哎呀！我惊呆了，原来他的脚烂成这个样子：皮脱去了，鲜红的肉翻露出来，周围凝着紫色的血痂，痂里又渗着鲜血，显然这已经不止一天了。这一刹那，我全明白了：他不住地吃干粮，是因为这脚不能担负更多的重量，是为了避免同志们知道他脚坏了而替他操心。这是多么倔强的小鬼呀！可我不但没有及时地了解这个情况，照顾他，减轻他的痛苦，反而还对他不满，批评他……我越想越痛苦，觉得内心受着严厉的谴责，鼻子一阵发酸。
“指导员，没关系，我能走。能到抗日前线去，能到陕北去。”
“对，要走，我背你。”不知是受这孩子动，还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伸出了双手。
“指导员，不要，不要。”他坚决地把我的手推开了。
我不管他不断地挣扎，还是背上他走了。
第二天又背了他一阵子。在休息吃饭的时候，小鬼坐在那里，半天没说话。我正在纳闷，忽然他喊了我一声。我看到他眼睛闪着光，慢慢地问我：
“草地就要过完了？”
“就要过完了。”
“那好。”他又想了想说：“把我送到收容队去好吗？指导员，你太辛苦了！”
“到陕北就好了。”我想安慰他，却找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我知道背着、扶着小鬼，也的确影响我的工作，于是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把他送到了收容队，临走我又掏出一碗炒面给了他。谁知他还是那样固执，又把炒面推回来，说：
“指导员，你比我要紧，你拿着……”
我没让他再说下去，把炒面袋塞到他的怀里回身就走了。
“指导员！”他喊着。
我回过头去，只见他扶着棒子站了起来，眼里含着泪水：“我没有完成任务，指导员，你要批评就狠狠地批评我一顿吧！”
没完成任务的是他，还是我？我心里痛苦极了。
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小鬼，不知道他有没有走出草地。
每当回忆起长征途中的人和事，每当听到浓重的四川口音时，我总要想起那时我对他没有及时尽到照顾的责任，内心总是受着强烈的谴责。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