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房到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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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1929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新华日报社社长、南京市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华东局委员和宣传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石晓华是石西民的女儿。
1965年，父亲匆匆去北京文化部就职。按规定，我们全家也要随之北迁。当时，我已进上海天马电影厂工作。这次父亲调北京，我想我一定可以到倾慕已久的北京电影厂工作了。那里有好多全国一流的大导演，跟着他们不愁没出息。想到这，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哪知，我想错了。父亲临行前交代母亲，因我已参加工作，这次不能随家北迁。更重要的是，当时天马厂已初步内定全厂迁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在这敏感时刻，不管有无正当理由，任何人调离天马厂都会影响全厂内迁任务。因此直到母亲临走前我才被告知，必须一个人留在上海工作，我顿时呆住了。
我自小到大都是在革命队伍这个大家庭中生活的，叔叔、阿姨对我们这些革命后代都当自己亲生孩子般呵护有加。就是后来进了幼儿园、学校，保育员和老师也都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他们不是父母，却胜似父母。战争年代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却从来不缺少关爱。毕业后走向社会，被分配到天马电影厂工，感觉就大不一样。电影厂的同事来自四面八方，出身、背景、经历、政治觉悟参差不齐。尤其是经历了各种运动的折腾，人与人之间说话都十分谨慎，互相之间都很“客气”，这令我十分不习惯。可母亲却不容我多想。母亲接着为我留下后的生活做安排，她说：“我们搬走后，康平路的花园洋房按规定要上交。我已与机关事务管理局商量好，在湖南路留下一间房，你抓紧去看一下。
需要什么家具可以向公家商借。”我立马赶到湖南路看了房子。房间虽只10多平方米，环境却安静，也带有花园。
这事不知怎么被在北京的父亲知道了，他下了严令：一、不准用他的名义代子女向公家要房子；二、立即把湖南路的房子退了；三、让我住厂里的集体宿舍。
严令之下，我只得从命。找到天马厂的集体宿舍，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马电影厂的宿舍？一座破旧的二层楼，狭窄的楼梯只容得下一人上下，一间房内挤住着五六个人，当中另有张课桌当书桌。糊在墙上的墙纸已看不出当初的颜色，从墙纸破隙中，可以看到泥墁条拼成的墙体，木条缝中爬满了臭虫，令人不寒而栗。走路时脚步稍重，灰尘便从地板缝中落到楼下房间的床上。一个简易的公用水房和厕所连在一起，远在宿舍楼外30多米处。要是在寒冬腊月下雪天尤其是黑灯瞎火的夜间上厕所，保不住会一脚跌进粪坑里……真是不敢想象！在父亲的催逼下，母亲赶紧将我的冬衣、冬被暂寄在朋友家，让我拎着几件换洗衣服，住进了被人戏称为“光棍楼”的天马电影厂集体宿舍，这一住就是整整6年。
“文革”初，天马厂造反派把父亲从北京秘密押到上海批斗。
令我想不到的是，看管上海文教界这批“走资派”的工人师傅，正是住在光棍楼里的陆师傅。每当他看到造反派将铅丝吊着的“打倒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的木牌挂在父亲脖子上、沉重的木牌令铅丝深嵌进父亲皮肉里时，陆师傅就会乘造反派不注意，将父亲的衣领拉下，把铅丝和皮肉隔开，减轻父亲的痛苦。当造反派动粗时，他会暗中用各种方法保护父亲。他这样做，是因为他难以相信，这位把女儿从洋房“赶”进简陋的集体宿舍的干部，会是修正主义分子，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住洋房到住板房是件小事，正因为成千上万件的这种小事，让老百姓看到了共产党员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范。陆师傅在“文革”中保护我父亲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它体现了普通群众对党、对党的干部坚定不移的信念。
所以“小事”不小，我终于真正明白父亲让我住板房的意义了。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