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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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迈（1921-1973),山东蒙阴人。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蒙阴县长、中共上海市新市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市江湾区委书记、上海市卫生局爱卫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薛鲁光是薛迈的儿子。
现在，私人电话机已相当普及。可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居民家里一般是不装电话机的，谁如果要打电话，必须到公用传呼电话亭去打。而我父亲当时是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组织上按规定给我家安装了一台电话机，电话费均由单位报销。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对自己家里能装上电话机非常兴奋，心里想：“今后我在家里想找哪个同学聊聊天，太方便了！”我记得那是1965年的一个星期天，两位安装电话机的工人师傅拿了一部电话机、电话线及零部件来到我家，其中一个师傅问父亲：“首长，您的电话机决定装在何处？”一般来说，电话机总是装在自己书房或卧室里，这样使用起来比较便。不料，父亲不假思索地说：“就装在走廊上吧。”当时我家住在陕南邨，位于市中心，是比较高档的住宅区。
我家原来有好几个房间，可是两个叔叔到上海来了，小叔叔没房结婚，父亲毫不犹豫地让出一间大房子给了他，还把一间亭子间让给了大叔叔的儿子住。父亲将电话机装在走廊上，显然是想方便大家使用。一事当前，他总是考虑大多数人的方便。父亲还对我们家属约法三章：办私事不准打，不是急事不准打，小孩子不准打。那时家里有一部电话机，确实给生活带来了不少方便。然而自从父亲定下了家规，我们几个子女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使有急事一般也不用家里这部电话机，怕受到父亲责备。
不过，父亲这部电话机，除了他自己工作用以外，还真的帮了左邻右舍不少忙呐！有一天晚上，我忽听到有急促的敲门声，父亲打开门，见是隔壁邻居王老师，她急匆匆地诉说着……原来王老师的爱人突患高血压并发症，不省人事了，急需叫救护车。父亲一听急忙打急救电话，然后安慰王老师不要焦急，并取出降压药帮他服下。当时正值“文革”动乱年代，父亲明明知道王老师的爱人正在受批斗，自己此举会有保护批斗对象之嫌，甚至会引火烧身。有些人遇到这种情况，或许躲都来不及，而父亲却丝毫不避嫌。他见我们有顾虑，十分坦荡地说：“见人有急难不去救助，那还是人吗？当年我们新四军打仗，捕获的敌人俘虏受伤了还要救呢。”短短一句话，让我们子女更深切地体会到，共产党的干部就应该时刻为群众排忧解难。
有一回，哥哥的几个同学来我家玩，时间久了我妈要留他们吃饭，他们开始不肯，经劝说后答应。但需要得到对方家长的允许，怎么通知呢？照道理，打一个电话回去是很方便的。但是哥哥想起父亲的约法三章，于是毫不犹豫地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父亲知晓后很高兴，摸着哥哥的脑袋说：“电话事小，做人事大，这才像我薛迈的儿子。”还有一次，一位邻居来我家玩，他看到走廊间有一台电话机很好奇，便拿起听筒拨动了电话盘，听筒里立即传来了问话声，他这才知道这不是玩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赶紧跑过去，对着听筒说声：“对不起，打错了。”挂了机，为他解了围。
事后父亲知道，又立即采取了补救措施：凡是今后私事用的电话，统统登记在册，每月交电话费时一并向组织补交私用电话款。我不解地问父亲：“区区几元电话费，值得这么较真吗？”父亲认真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可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的。电话事小，做人事大。公是公，私是私，做人来不得丝毫马虎。”父亲就是这样“古板”的人。我和他在一起共同生活只有17年，但他给我的印象，无论是穿着装束，还是举手投足，都不像是一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领导干部。他平时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记得有一年，他对母亲说：“我要到干校去学习好几天。”母亲关切地问：“出门在外，要多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有空时记得给家里打电话。”妈妈特地取出唯一的一套毛料中山装让他带去，这还是结婚时买的料子让裁缝定做的。可是父亲去后只打了一个电话回来，几天后，当他从干校回家时，我看到他穿的还是旧衣服，戴一副袖套，穿一双绿球鞋，活脱脱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
父亲的意外去世，也和他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品格有关。本来，他这一级的干部，上下班是可以乘坐公派小轿车的。可他说：“国家经费有限，我能节省就节省点吧！”于是，他坚持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1973年9月3日上午，父亲要到市委去开会，他打电话谢绝了单位派车，像往常一样，从横道线上横穿嘉善路，准备乘坐42路公交车去市委开会。可就在这时，一辆“乌龟壳”（当时上海的出租车）疾驶而来，猛然将我爸爸撞倒在地，他的头颅严重破损，伤及大脑脊髓神经，经抢救无效，离我们而去……以后，每当我看到人们在自由自在地拨打电话时，总想起我父亲和他的谆谆教导：“电话事小，做人事大。”我现在是一名人民教师，一定要将爸爸廉洁奉公的故事告诉我的学生和后代，教育他们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揭上海人都爱的"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