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

       相守荣（1933-),山东日照人。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上海警备区原副司令员。

       在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略决战胜利之后，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兵力损失惨重，自认为所剩的百余万兵力难以抗拒我军的全线进攻，因而，妄图以长江天险阻我南下，以保半壁江山，伺机卷土重来。

       1949年元旦之后，我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文章号召，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全军严阵以待，做好了随时“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1949年春节前后，军区领导机关即开始部署，做南下的准备，并明确一部分同志要留守山东，希望大家听从安排。我听了动员以后，心情万分激动，立即向领导报名，要求南下参加渡江作战，并写了决心书。此后，我一直心神不定，担心不让我南下，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当领导宣布我参加南下渡江时，由衷的喜悦之情实在难以自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在星期天，我到了益都县城买了本地图，查看了南京、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凭着自己所学的地理知识，估摸着南下渡江的走向，还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好像报喜讯一样，给母亲写了一封短信。当时写信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跟母亲道个别。战争是残酷的，一旦战争打响有可能战死疆场，临行前给母亲招呼一声，自己也死而无憾。信的最后我激动而且自豪地写着：“娘，儿子就要南下渡江，为解放全中国而战了！”3月份，我们通讯局的全体干部、战士向南进发，十余天后步入江淮大地，进驻淮安，部队进行短暂休整。

       初春的3月，胶东半岛的大地还是冰雪未融，寒气逼人。当我这个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山东小伙儿一踏上江淮大地的时候，被万物复苏的江南水乡景色所感染，河湖港汊，碧波荡漾，大地已披上了绿装，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崭的境地。我心花怒放，脚底生风，一时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在这期间有两件事，使我难以忘怀。在我们南下的队伍里，有一位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的黄百韬兵团的校通讯营长陆如涛，他是黄埔军校生，懂得通讯技术。当我们一起工作时，由于经费困难，往往要几个人合用一套装修工具，他就有些不耐烦，颇觉得我们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味道。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兵，好像跟他还差上一大截。后来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在我们思想的感染下，慢慢地习惯了我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他是安徽明光人，南下后，根据他本人的意愿，领导批准将其遣散回家。

       当时和我们相处的还有一个抗日战争时期被我军俘虏的日军通信技术军官加滕君，他在我们的教育帮助下，多次对日军侵华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表示了忏悔。他通讯技术较精通，工作也算认真。上海解放后，他思乡心切，提出回国，我军很快做出安排。

       我们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对他们的待遇也很优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使他们深受感动。这两位曾在战场上与我军厮杀，现在却和我们一起共事，回想起来颇有滋味。

       上海战役前，我们到达总前委所在地江苏丹阳，听取了陈毅同志关于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报告，我和另一位同志担负了陈老总讲话时的扩音保障工作。5月25日，我们随陈老总进入市区，参加上海市军管会，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接管工作。

       在三个多月的接管工作中，我们严格按照规定，不入民宅、不溜马路、不逛公园、不外出看电影。入城时，我们先是在南翔国际发讯台露天宿营，后住到江湾路1号原国民党港口司令部，与虹口公园近在咫尺，我们从未去玩过。移住唐山路澄衷中学时，就住在楼梯边的过道上。当时听一起参加接管工作的上海籍同志说，到国际饭店去看看，喝杯咖啡，是很惬意的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从农村到繁华的大都市的人，对此更是十分羡慕。当时对于三个月的津贴才能买到一支钢笔的我们，钱自然是个问题，但关键还是一个自觉遵守纪律的问题，最终我们还是没有一个人去。

       我军入城后，不入民宅，露宿街头，坐在马路边吃干粮，这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精神，赢得了上海人民和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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