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父亲参加“江南参观团”到达新四军军部，1941年12月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教导队学员，1942年任江都警卫团四连副指导员等职务。1949年3月，父亲随大军南下接管了上海《申报》，任解放日报社印刷厂第一任厂长，并带来了毛主席亲自题写的“解放日报”报头锌版，印刷了上海第一张《解放日报》。
我的父亲张元寿，1913年5月出生在福建永定县培丰镇田地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在后勤工作上的杰出表现，被刘伯承司令员点名由总供给部调至先遣司令部任后勤处长，负责筹集军需物资。
今年你刊第四期发表了李家齐同志撰写的《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记柯老》，作为当时上海市委办公厅一室农村组的成员，我觉得很亲切，很实在。总之，在我的印象中，柯老十分重视调查，重视对下情、尤其对群众生活情况和党群干群关系情况的了解。
新四军是一个群星璀璨的集体，既有一批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将领，又有更多的战斗在基层的英雄模范。徐佳标牺牲之后7年，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战士黄继光又作出了舍身堵枪眼的壮举。
我有一枚保存了60余年的抗美援朝时期的文工团证章。文工团是个业余性质的群众文艺团体，只要在吹拉弹唱上有一技之长者，都可报名，然后根据其特长进行分工。证章为铜质，直径3厘米，证章上的文字为：月浦区抗美援朝支会，月浦镇文工团。这枚文工团证章是历史的见证，显得特别珍贵。
这个国共党内合作策略的倡导者和积极贯彻的主要推手，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任正式代表马林。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建立由维经斯基、马林等组成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并任命维经斯基、马林为出席中共三大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未履任）。
9月22日上午，黄克诚师长下令，向淮安守敌发起了总攻。一路通过地下坑道进至城西南，用炸药炸开城墙；另一路则在城东南部，由突击队员攀云梯，突入城内。战斗一结束，王维赶紧爬出城墙，边奔跑边打“腹稿”，一路跑到电台，立即向译电员口授苏北名城淮安解放的消息，发往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并延安总社。
他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苏中三地委机关报《江潮报》总编辑，在文中记叙了在苏中敌后根据地坚持办党报的艰难历程。《江潮报》是在当时地委书记韦一平同志和地委宣传部长柯里同志领导下，由副部长徐进同志和原在泰兴县担任区长的周静愚同志筹办的。
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7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那是1970年11月18日晚8时许，我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万经常同志的电话，让我当晚10时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说有首长要向我了解情况。
日前，得悉抗战时期新四军浦东支队（淞沪支队）的支队长朱亚民逝世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2009年8月13日下午，笔者与新区党史办主任柴志光以及文史学会编辑部副主任陈佩芳、龙鸿彬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朱老。
今年3月是爸爸徐达（原名徐明君）诞辰97周年和去世40周年的日子。正因为爸爸心系群众，处处以身作则，所以在单位里威望很高，广受拥戴。不仅如此，妈妈在铁路局机关上班，和爸爸是同路的，但妈妈一次也没有搭过顺风车，每天都是挤公交车上下班。
陈潭秋、董老、姥爷那一代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历经坎坷，不惧威逼利诱，无怨无悔跟党走，他们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光荣称号。我陆续写出的我所17个科研项目的中英文简介，引起国际关注…… 吴文所长作风正派，正直清廉，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
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原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军部分会常务会长童树民(童紫)，是我母亲邱一涵的亲密战友。”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童紫阿姨到达盐城军部，被安排在华中局办的党校学习，又遇到在党校任组织科长的邱一涵，阿姨说这真是缘份。
在部队时，我的大名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外号“小俘虏”却个个知晓。我先看看我的哥哥，又转过来看看大家，想了好一会，最后下决心说：“我要参加文工队。” 最后，张主任动情地说：“小程，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我们指战员看到文工队每个队员在前线的表现，都非常感动。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代理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张副军长拿条凳子坐下，又让小孙坐在自己的大腿上，转头对爱人韩碧说：“老韩，快把远志（张云逸之子）的棉裤拿来。” 张副军长送棉裤、毛巾的事在黄花塘传开了，一直传到现在。
后来，柯老来到罗泾公社党委办公室，一进门就问值班的同志：我要找你们公社党委书记。柯老当天回到了市里，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立即拨通了宝山县委书记刘龙江的电话，要宝山全县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向罗泾的朱俊祺同志学习。
我刚调到市委时，市委正在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筹备召开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为落实“充分利用、合理发展”方针，柯老认为上海原有的郊区地域太小，不适应上海的发展。
朱理治在中原地区战斗、工作近三年，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兼中共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
我是一个85岁的老兵，解放战争时期，我是23军68师203团的一名连指导员，跟着陶司令转战大江南北、决战淮海前线。陶司令在调查“跃进号”沉没事件过程中身先士卒、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和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令人至今难忘。
1924年夏，袁也烈怀着“救民于水深火热”的赤子之心，投笔从戎，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东，考入桂军军官学校，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在桂军军官学校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中，袁也烈结识了黄埔军校的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等人，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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