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四军老战士张格海，1927年2月19日出生在江苏省睢宁县魏集乡（现为魏集镇）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有一次，张格海按照工作部署召集会议，但同济医院（后来的第一人民医院）有个曾留学德国的专家借口有事不能参会。
本多胜一随后在文章中写道：“为了调查事实，收集材料、说明真相，我从上海来到当年日军登陆点金山卫作实地采访，寻找间隔46年的幸存者。本多胜一还实地采访了被日本奸淫过的受害妇女，一位72岁的刘氏妇女，丈夫被日军枪杀，当年仅26岁的刘氏被日本兵糟蹋，受尽了凌辱。
曾永来，1931年出生在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大成村马家塘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党的引导下，曾永来从小确立了要像武工队员那样做对抗日有益的事的进步思想。根据这一情况，武宜地区抗日武工队，经常把递送情报的工作交给曾永来完成。
在常熟的方塔公园，常常能看到一位老人撑扶着助歩器，一步一摆地踯躅着，当年的“江抗”小战士卢进，如今已是九十多岁的垂垂老者。1950年10月底，抗美援朝开始，卢进又奉命带一个连的铁道工程兵去朝鲜修桥铺路，保证铁路公路的畅通。
2014年8月26日，是抗战老兵袁青田的百岁诞辰。也许是孩子刚足月，也许是来自于月光下，袁青田给女儿起名为月华。一次老人便秘，她就用手帮助其抠出大便…… 近年来，养父双目失明，瘫痪在床，袁月华对其百般照料，毫无怨言。
为谋生计，15岁的张云到纱厂当验布工，早出晚归，辛劳度日。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疯狂“清剿”，南通警卫团反“清剿”的任务就是跳出日军的“清剿”。” 一天中午时分，女财务跑进屋对张云说，村里进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一家一户地闯进去问这问那。
21世纪的人们，不会知道《江潮报》及其稍后的《江海导报》了，我却终生难忘，因为这是我毕生事业的开端。当时《江潮报》的社长是林之新同志，他是报社的“一把手”，总编辑是徐中尼同志，当时他还负责新华支社的工作，他们给我留下了很好印象。
1940年春，我在苏皖区党委党训班（党校）学习结业分配到施教八团（文工团）任党代表。后来得知多亏船回头，国民党顽军一个营进驻洪泽湖东岸的高良涧，说湖西过来的共产党，来一个抓一个，如按原路线正好扑进敌人怀里。
”《金色的童年》这首歌曲，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少年儿童中广为传唱。” 1945年，严金萱被调回延安“鲁艺”，在前方干部训练班学习；孟波那时担任“鲁艺”教员，他们彼此相识。
” 经陈毅介绍，陈玉生认识了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叶飞。” 陈玉生以为陈毅在开玩笑，连忙笑着说：“司令员，我想通了，留在三纵队也照样打鬼子。不久，陈玉生部被编入新四军主力序列，他被任命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队副司令员。
在卸甲桥5号，有朱氏三弟兄，他们各有令人感佩的往事，曾经勾起许多人的好奇，在坊间赢来了良好的口碑。1963年，是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由赵朴初倡议，经周恩来批准，决定在扬州建鉴真纪念堂，由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负责设计。
王道明，原名王以曾，1907年2月13日出生，涟水成集镇人。1939年6月，淮阴抗日义勇队开到成集一带休整，与涟水抗日义勇队、淮安民众自卫队汇合，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八团。
在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段非常特殊的人生经历。胡立教担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以下简称“同学会”）名誉会长后，将大量的心血倾注到同学会工作中去，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叫周长清，曾用名周章宝，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红军，1938年随老六团北上抗日。1942年春，苏南地区日军调集兵力向我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占领了交通要道各大村镇，修筑碉堡炮楼。
2014年9月，民政部公布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单，其中的谢升标烈士曾参加过1937年的淞沪抗战。句容茅山一带各股散兵300余名折服谢升标，投其麾下；长兴县地方绅士发起的几百名地方武装，被日军冲散后逃至山区，谢升标闻讯后立即将其收编，免其溃散。
在苏北的高邮湖畔，至今流传着民间抗日英雄陈文的传奇故事。陈文抗日义勇团被国民党顽固派扼杀了，但他开辟的抗日游击区，为此后新四军苏皖支队建立高邮湖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江苏省泗洪县朱湖镇臧桥村，有一对母子义务为无名烈士守墓，一守就是67年。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2年，由于年事已高，加之行走不便，邱德平老人再也无力为这些无名烈士看守和维护了。
清明节前夕，我与两位同学怀着敬仰的心情，一起从宁波城区来到镇海区九龙湖镇狮子山北麓革命烈士陵园，拜谒朱枫烈士墓。让人感慨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朱枫烈士牺牲的很多真相和细节已经湮没在烟云深处。
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廖政国叔叔，是他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您虽然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但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了您的战斗足迹，江南的父老、山东的乡亲、中原的兄弟姐妹永远在缅怀着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