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到宁波北仑区新四军研究会开会时，见到新四军老战士葛石峰写于1984年的文章——《杭州湾遇险记》，引起了我的注意。” 葛石峰一边向他宣传谭启龙政委（时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有关北撤的讲话精神，一边细看来人的表情。
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论述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把过去的民主协商上升到“协商民主制度”。我们的民主协商由来已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各个根据地为了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民主政权，已经广泛使用；新中国成立后，它与票决制结合，日臻完善。豆选不仅保障了人民普选的权利，也体现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的决心。
为此，区党委耐心向各分区同志分析形势，阐述我苏中军民能够坚持原地斗争并且必定会取得胜利的七个有利条件。1943年9月下旬，鉴于粉碎敌人“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握，也考虑到“汤团”行动的目的已达到，区党委遂决定让“汤团”从伪军中拉回来。
位于长城最东端的山海关（古称榆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势险要，素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2日凌晨1时许，日军向中国守军提出4项条件：（1）南关归日军警戒；（2）撤退南关中国驻军；（3）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4）撤退城上之中国军队。
老缪是中国农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的职员，大名缪时方。（一） 2007年秋，缪时方在收藏圈的朋友处，看到一本日本旧刊物——《支那事变画报》临时增刊第九期。在缪时方收集的其他日军侵华史料中，还有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共六册，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杭州湾登陆等图文历历在目。
2012年11月中旬，我陪着95岁高龄的老母亲——陈瑛，去浙江长兴参观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由长兴苏浙军区纪念馆主办、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协办的《纪念王必成将军百年诞辰文物图片展》在《江南红村》新馆展出。
南通市拥军模范黄鹤飞，被空军某部指战员称为“编外给养员”、“编外教导员”。营房初建阶段，为改善战士们的伙食，伙房要开辟菜园，办养猪场，老黄完全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来操心。
每当听到或自己哼起这首民歌时，我就心潮澎湃，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部队辗转在深山中，粮食供应极为困难，只有苍天栽种的梨、杮、枣、石榴、山楂树的果实，为我们果腹。” 在担架上躺了三四天，我的病情更严重了，拉的尽是脓血，自感快见马克思了，不禁潸然泪下。
” 晚上，胡书记召集王树松、李庆仁、马子仁等党员到杨崇东家开会。杨崇东在护圩河边的围墙上挖了一个洞，将炮筒里装足了火药之后，又和马子仁一起轻轻地将八二迫击炮弹装了进去。
90年前发生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开启了中国工运新的历史阶段。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峰，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
泰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位于老城区西门桥西南侧，占地64亩，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包括陈列馆、纪念塔、纪念广场、烈士墓园等。黄桥决战、即陈毅、粟裕指挥新四军7000指战员击败韩德勤3万余兵力的进攻，创造了中外军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彪炳史册。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村上不断走来民工支前队，他们推着独轮车，扛着担架床，牵着小毛驴，忙着为渡江大军运送粮草弹药。她把村上的大婶、大娘们组织起来，成立“支前军鞋组”，有的纳鞋底，有的做鞋帮，有的缝鞋口，流水作业，各司其职。
1948年春，蒋介石预感到末日来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作垂死挣扎，疯狂地向我解放区大肆进犯。两次战斗，打得老蒋坐卧不安，忙令“国防部”调集13个团约几万人的兵力，向苏皖交界的十里长山进发。
作为一个扬州游子，最近我就来到故乡东郊农村，尝试追寻曾经在那里活动过的印迹。1938年的时间虽然消失无踪，但是麻村、麾村、沈家厦的空间，毕竟还留下了一些依稀的印迹，能够追寻到它们，也可算此行不虚了吧。
在去部队当兵之前的上个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我因为会点儿乐器，参加了大队、公社文艺宣传队，演出了不少小型文艺节目。在部队工作生活的24年里，我虽然组织部队干部战士学唱过很多红色歌曲，可唯独没有学唱过《新四军军歌》。
1945年春，驻扎在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丁家桥的日本鬼子，派人将公路沿线桥上的栏杆全部锯掉，连老百姓种的靠近公路的树木也横遭厄运。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隐藏起来的飞机，就都成了中国人民的战利品。
城陷的第三天中午，伍长德和其他约2000名难民，被一群日本士兵从难民区里赶出来，押至南京城西面的汉中门。天黑以后，日军离开了，陈德贵从水中爬上来，捡了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尸体中间。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曾以自带16mm摄影机偷偷拍摄了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记录影片。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呈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称：“南京陷落后一个月内，2万多名妇女被日军强奸。
1965年6月，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座谈会，地点在南京上新河二道桥居委会内，来参加座谈会的10多位都是苦大仇深的退休木筏工。“文革”开始后，所有采访记录都必须上交，我漏交了一本黑皮记录本，记录的是南京棉花堤木筏工控诉日寇的滔天罪行。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农民沈根良，原先有规模不大的一家制冰厂和一家制线厂，年产值2000万元，年利润200来万元。那时候他常跑北京，接触了不少红军后代，与王耀南将军的儿子、井冈山红军后代联谊会秘书长王太和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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